可是儘管有這些情況，鄂蘭在全書各處討論大審背景時，都沒有採取最嚴厲的批判態度，對於本古里安獲許多人認同的感情訴求也沒有以最大的敏感度來處理。她談到了本古里安的說詞的政治含義，卻沒有觸及這種說詞產生自以往曾遭受的多大傷害，也沒有考慮到在遭受人身攻擊時的自我保護傾向。長期以來她一直批判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以心理學取代政治應該扮演的角色，但她沒有在這次至為關鍵的情況下，清楚表明為什麼本古里安的作為是危險的。至於其餘兩個話題，有關她所描繪的艾希曼，以及她筆下的猶太居民委員會領袖，鄂蘭的報導和一般人（尤其是猶太人）理解之間的落差，就更為顯著且更易惹來爭辯。可是鄂蘭的寫作風格還是一派理所當然的態度，而她所談的問題卻是很多讀者在受到慫恿之下，從頗不一樣的觀點來理解的。
世界猶太人大會一九六一年一本廣泛流傳的小冊子，目的在於顯示艾希曼是負責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人，審判卻否定了這種說法。「艾希曼：納粹謀殺機器的策劃者」──這是尼希米．羅賓森（ Nehemiah Robinson）提出的說法，他後來也成為爭議中鄂蘭的批評者，並提出他的警告：「這項研究以扼要而尖銳的方式敘述了艾希曼是誰，他實際上是個怎樣的人，又做了什麼。它的目的在於避免對法庭的調查結果和判決抱持偏見，而希望對公眾帶來啟迪，讓他們理解這個猶太人『集體清洗者』的動機和行動，從而更好地領會訴訟程序。」羅賓森這本小冊子所描繪的艾希曼，像大審前後不下數十本其他小冊子一樣，對於讀者認定艾希曼是無人性的怪物這種信念，並沒有提出任何挑戰；反之，他就像是對魔鬼進行研究。當艾希曼認定自己是一個沒有卑劣動機的人，而只是盡職地執行任務時，鄂蘭認真看待他的想法，因而面對極大挑戰，她更認定即使法官也沒有回應這項挑戰。
法官不相信他的話，因為他們太稱職了，或許也太在意其職務最基礎的部分，所以無法接受一個「正常」的人，一個既不軟弱也不憤世嫉俗的人，居然會無法判斷是非。他們寧願根據艾希曼偶爾撒的小謊下結論說他是個騙子，而忽略整個案件最重大的道德甚至法律上的挑戰。他們的假設認為，被告像所有「正常人」一樣，一定已經知道他的所作所為的犯罪性質，艾希曼確實很正常，因為他「在納粹政權中跟其他人完全沒兩樣」。然而，在大德意志帝國只有「例外」才會出現「正常」反應。這個簡單的真相，讓法官陷入無法解決或逃避的困境。
鄂蘭對艾希曼作出描繪之前，就已提出了這項「簡單真相」。她在書的後面其實也有分析為什麼這個人的良心「停止運作」；她還嘗試將謊言和真話做出區別，並顯示她明白這個「簡單真相」不是輕易得來的。可是，她在報導前面就先把結論提出來，給人的印象就是這個終極觀點毫不費力得來；而且她在達成這個觀點的過程中，忽視了所有相反的判斷，包括法官的判決。她也沒考慮到，對一般人、尤其是集中營倖存者和痛失親友的人來說，要認定一個「官僚制度下的謀殺者」只是「無法分辦是非」而不是駭人地一心作惡，實在非常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