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蘭對本古里安審前宣傳的描述並不誇張。她多處引用了本古里安審前幾個月在《紐約時報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該報編輯就毫不猶疑地把文章稱為「本古里安先生對艾希曼案的簡報」。但本古里安那些最清楚顯示他採取手段叫人不要對本案進行辯論的文章，鄂蘭並沒有採用。本古里安給猶太人的訊息相當明確：「我看到有人辯稱──其中包括了猶太人──以色列在法律上有權審判艾希曼，但在道德上不應該這麼做，因為艾希曼罪大滔天；那不僅是對猶太人，而是對人類或人類良知干犯的罪行。只有帶有自卑情結的猶太人才會這麼說，在那些人的思考中並不認為猶太人是人類一員。」鄂蘭沒有理會這種對猶太人的侮辱說法，事實上這種侮辱性批評在這次爭議中也經常用在她身上。鄂蘭同樣沒理會以下這種說法：「為什麼〔艾希曼〕不應該在國際法庭上受審？因為以色列不需要國際法庭的道德保護。只有反猶分子或帶有自卑情結的猶太人才會認為以色列有此需要。」鄂蘭甚至把本古里安說話的措詞改得平和了一點，又刪除了一些反映出過激情緒而引述有誤的語句。本古里安曾表示，把艾希曼送審的其中一個動機，就是為了教育年輕猶太人：「我們要讓他們知道我們歷史中最悲慘的事實、世界歷史中最悲慘的事實。」鄂蘭刪除了所謂「世界歷史中最悲慘的事實」，也沒有引錄接續的下文：「我不管他們想不想認識這些事實，那是他們應該認識的。他們應該學懂，猶太人不是待宰的羔羊，而是能夠反擊的民族，就像他們在〔一九四八年的〕獨立戰爭所做的。」鄂蘭並沒有聲稱本古里安將這次審判視為是復仇，也沒有說他藉此向世界宣稱猶太人並不是「待宰的羔羊」，可是她反覆指出，檢察長在審訊中向一個又一個的證人詢問一個「殘酷而愚蠢」的問題：「你為什麼不反抗？」
而且，鄂蘭也沒有表露她心底的疑惑：本古里安的濫情式公開宣傳，部分目的是為了掩飾以色列一個從未公開的動機。她曾告訴一個讀者，她認為以色列早就知道艾希曼藏身阿根廷，卻不遲不早在此刻逮捕他，是「因為德國對以色列的賠款快要結束──你由此可見，我心裡的陰暗想法比你想像的更陰暗」。事實上，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出版之後，有很多報導說本古里安和德國的艾德諾達成了一項祕密協議：審訊聚焦於艾希曼，不要將其他逍遙法外的前納粹分子暴露出來，包括了艾德諾的顧問漢斯・葛羅波克（Hans Globke），也就是一九三五年紐倫堡法案一部闡釋之作的作者，他沒有被傳召為大審證人。做為交換條件，德國須向以色列提供軍備和武器。鄂蘭的報導發表時，很多人都已忘了本古里安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辭去了總理職位，部分原因在於他讓以色列軍隊採用西德裝備的政策引起國內民眾廣泛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