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看了《紐約客》分五篇文章刊出的系列報導，結論都是認為鄂蘭沒有靈魂；而那些從二手資料聽說這一系列報導的人，就更是認同這種結論；這些人認為鄂蘭就像舒勒姆所說的，欠缺了同情心。他們認為鄂蘭對自己民族的命運沒有感情上的投入。可是在鄂蘭看來，她卻是最終獲得治療、甩掉了感情包袱，讓良好的判斷不會受到障礙。有關所謂良好判斷的深刻不同觀點，在艾希曼問題的多方面爭議中反映出來。爭議主要圍繞著三大話題：鄂蘭把艾希曼描繪為一個平庸的人；她針對歐洲猶太居民委員會（Judenräte）及其在納粹「最終解決方案」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諸多批評，散見全書各處，但集中於全書近三百頁的當中十頁；她在書中討論了審訊的過程、所引起的法律問題和所發揮的政治作用，主要在第一章和最後一章。在爭議當中，這三大話題都引起激烈的影射式抨擊。對艾希曼被描繪為平庸的人，有人在《紐約時報》一篇激動的評論中作出含沙射影的描繪，就像文章標題所顯示的──〈一個良心清白無瑕的人〉（Man with an Unspotted Conscience）。對猶太居民委員會的評語，則在公眾爭議中惹來種種說法，譬如說那是指猶太人懷抱著死亡意願，猶太人無力抵抗，受害人跟加害人同樣要負責。對法律程序和國際法問題的反思，則導致她被批評為反以色列、反錫安主義、自我憎厭的猶太人、法律純粹主義者、康德式道德主義者。
一旦這些含沙射影的說法在公眾之間流傳，任何人要拿鄂蘭的話題來討論，都很難對這些說法置之不理或作出辯解。當然也有不少批評者不接受這些歪曲說法，但他們所說的話往往在一片吵鬧中被淹沒；他們要竭力跟那些不實指控保持距離。每一種歪曲說法都會引起一些困難的問題，說法在本質上就有問題，因為就像所有的道聽塗說和流言蜚語，它總是圍繞著一個目的而形成。鄂蘭這本書比她任何其他著作都容易引起誤解：它的結論令人震驚，它包含了很多事實上的小錯誤，風格往往是諷刺性的，筆調帶著迫切感，一些爭議最大的段落尤其令人覺得麻木不仁。其中一個批評者聲稱：「鄂蘭小姐受到攻擊，更多是因為她的說話方式，而不是她所說的話。」這種觀察有真實的一面，但書中討論的問題也絕非不具爭議性或是無可駁斥的。
鄂蘭兩項最重要、也是爭議最大的判斷，本身都很簡單，但都會引起複雜的挑戰。第一，她講述了艾希曼的故事，提到他的官僚心態，還有他自負地聲稱「官腔是我唯一的語言」，鄂蘭的判斷就是他無法分辨是非。其中隱含的意義就是，儘管她毫無疑問同意耶路撒冷法庭的「有罪」裁決，還是有一個一般性問題浮現出來：在艾希曼的所作所為中，動機扮演了什麼角色？他只是在執行國家機器理性上認定的國家法律，並不知道那些法律是錯誤的。現代法律學和程序中具關鍵意義的「意圖」（mens rea），從來沒有在高於國家法律的層次上，跟「人道上的法律」充分連繫起來。雖然她接納並贊同以色列的法律程序，但鄂蘭覺得只有透過「人道法律」，透過新的法律和道德概念，才能對干犯國家唆使的罪行或執行「政府策動的屠殺」的個人，作出真正公平的判決。第二，鄂蘭描述了納粹極權主義政府的道德敗壞也影響到其他國家和社會，包括猶太受害人的社會，從而提出結論說，這種道德敗壞對過去和目前所作的判斷，一般上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她寫的是過去的情況，但也討論到目前在判斷上的危機。她跟雅斯培提到這個問題：「在我們這個時代，即使是好人，或根本上可稱道的人，對於作出判斷都異常害怕。判斷上的混淆，可以出現在智力良好或健全的人身上，一如良好的判斷也可能出自智力欠佳的人。」無法作出判斷或拒絕作出判斷，是《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的主題。
鄂蘭在報導事件和作出判斷時，充分意識到兩者將會引起爭議，而她也會受到指責，被認為在判斷引起諸多焦慮的這個時代中作出了傲慢的判斷。她在針對公眾對該書的討論而擬的簡略筆記中，把她意識到的情況跟她曾研究的今昔現象連繫起來，指出了為什麼自己在判斷上並無焦慮。「要良知發揮作用：要麼就是憑著宗教──這十分罕見──要麼就是憑著自負，甚至傲慢。如果在這些問題上你跟自己說：我有什麼資格做判斷？──你就迷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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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的《紐約客》文章所引起的爭議持續了近三年，至今爭議仍若隱若現，儘管文章編集成書出版後至今已重印了不下二十次。自一九六三年以來，幾乎所有猶太人大屠殺的研究，都直接或間接碰觸到由這部著作引起的爭議和強烈情感。一九六○年代初期以來普遍採用的「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一詞，也標誌著歷史學家重新評估歐洲猶太人的命運，並發掘史料重新研究因艾希曼爭議所凸顯的猶太人抵抗運動。爭議也觸及了德國人對納粹主義的抵抗，德國歷史學家因此對抵抗行動的本質和範圍等令人困擾的問題展開研究。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嘗試探索鄂蘭所謂「邪惡的平庸」的相關現象。鄂蘭提到的審判納粹戰犯程序，以及「人道罪行」的法理基礎，也成為了法學理論家的課題。一九六九年編纂的一部有關艾希曼案的入門參考書，對於美國、以色列和歐洲汗牛充棟的相關出版品，也僅能觸及皮毛而已。艾希曼爭議變得如此廣為人知，以至於德國一部論文選集，書名就叫做《爭議》（Die Kontroverse）。
這樣漫長而複雜的爭議，並不全然是一本書造成的。《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這本書可能觸發了爭議，但爭議的形成還得看周邊的烘托因素。鄂蘭用「結晶」的比喻來解釋歷史元素怎樣結合起來，以及複雜的因子怎樣交錯成為繁複的因素。這個比喻也可用來解釋這種爭議的形成：首先是爭議的直接起因和反應的強烈程度完全不成比例，此外有多方面的微妙相互作用，分別出現在實質問題和表達風格之間，歷史問題和當代關注話題之間，以及政治因素和社會或心理因素之間。在所有對鄂蘭提出的批評之中，事實和詮釋的分界都十分模糊，即使在爭議最少的地方也很難劃定這條界線。鄂蘭的著作也很容易引起誤解，因為幾乎一開始就會碰上錯綜複雜的「背景資料」，縱橫交錯地帶出審訊的戲劇性一面。
鄂蘭的報導首先描述了耶路撒冷進行審訊的法庭，然後比較了要在這裡進行審判的人，哪些是為了達成公義，哪些是為總理本古里安和為以色列這個國家服務。前者包括了諸位法官， 後者則包括了檢察長霍斯納和他的職員；本古里安被描繪為一場作秀式審判的舞台經理。鄂蘭辯稱，檢察長把本案建立在「猶太人的苦難，而非艾希曼的所作所為」；而法官則嘗試依公義行事：對艾希曼的作為進行審判。接下來長長的一個段落包含了審訊前見於報紙和文宣冊子的引文，用以顯示本古里安藉這次審訊進行宣傳。在鄂蘭的報導刊出前，很多其他報導和研究也提到引起爭議的「背景」資料，但鄂蘭提到法庭裡上述兩類人的對立，沒有人像她一樣強調或那麼戲劇性地呈現出來。儘管很少人像鄂蘭一樣稱讚諸位法官，但還是有很多評論對審訊表示讚許，可是極少人提到本古里安審前的宣傳。尤其對猶太人讀者來說，鄂蘭全書開頭的論述是令人震驚的：她呈現在所有人眼前的，是對以色列那些廣受尊敬的領袖的嚴厲批判。鄂蘭的意圖是讚揚以色列司法界的公僕進行了一次堪稱公義的審判；可是在開頭不到十頁之內，她已經給人提供了十多個攻擊目標，以致她被指稱反以色列、反錫安主義，而最壞的是，她對「猶太人所受的苦難」欠缺同情。很多讀者堅決認定，鄂蘭實際上認為審訊是虛假的，是裝模作樣的爛戲。
鄂蘭對本古里安審前宣傳的描述並不誇張。她多處引用了本古里安審前幾個月在《紐約時報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該報編輯就毫不猶疑地把文章稱為「本古里安先生對艾希曼案的簡報」。但本古里安那些最清楚顯示他採取手段叫人不要對本案進行辯論的文章，鄂蘭並沒有採用。本古里安給猶太人的訊息相當明確：「我看到有人辯稱──其中包括了猶太人──以色列在法律上有權審判艾希曼，但在道德上不應該這麼做，因為艾希曼罪大滔天；那不僅是對猶太人，而是對人類或人類良知干犯的罪行。只有帶有自卑情結的猶太人才會這麼說，在那些人的思考中並不認為猶太人是人類一員。」鄂蘭沒有理會這種對猶太人的侮辱說法，事實上這種侮辱性批評在這次爭議中也經常用在她身上。鄂蘭同樣沒理會以下這種說法：「為什麼〔艾希曼〕不應該在國際法庭上受審？因為以色列不需要國際法庭的道德保護。只有反猶分子或帶有自卑情結的猶太人才會認為以色列有此需要。」鄂蘭甚至把本古里安說話的措詞改得平和了一點，又刪除了一些反映出過激情緒而引述有誤的語句。本古里安曾表示，把艾希曼送審的其中一個動機，就是為了教育年輕猶太人：「我們要讓他們知道我們歷史中最悲慘的事實、世界歷史中最悲慘的事實。」鄂蘭刪除了所謂「世界歷史中最悲慘的事實」，也沒有引錄接續的下文：「我不管他們想不想認識這些事實，那是他們應該認識的。他們應該學懂，猶太人不是待宰的羔羊，而是能夠反擊的民族，就像他們在〔一九四八年的〕獨立戰爭所做的。」鄂蘭並沒有聲稱本古里安將這次審判視為是復仇，也沒有說他藉此向世界宣稱猶太人並不是「待宰的羔羊」，可是她反覆指出，檢察長在審訊中向一個又一個的證人詢問一個「殘酷而愚蠢」的問題：「你為什麼不反抗？」
而且，鄂蘭也沒有表露她心底的疑惑：本古里安的濫情式公開宣傳，部分目的是為了掩飾以色列一個從未公開的動機。她曾告訴一個讀者，她認為以色列早就知道艾希曼藏身阿根廷，卻不遲不早在此刻逮捕他，是「因為德國對以色列的賠款快要結束──你由此可見，我心裡的陰暗想法比你想像的更陰暗」。事實上，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出版之後，有很多報導說本古里安和德國的艾德諾達成了一項祕密協議：審訊聚焦於艾希曼，不要將其他逍遙法外的前納粹分子暴露出來，包括了艾德諾的顧問漢斯・葛羅波克（Hans Globke），也就是一九三五年紐倫堡法案一部闡釋之作的作者，他沒有被傳召為大審證人。做為交換條件，德國須向以色列提供軍備和武器。鄂蘭的報導發表時，很多人都已忘了本古里安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辭去了總理職位，部分原因在於他讓以色列軍隊採用西德裝備的政策引起國內民眾廣泛不滿。
可是儘管有這些情況，鄂蘭在全書各處討論大審背景時，都沒有採取最嚴厲的批判態度，對於本古里安獲許多人認同的感情訴求也沒有以最大的敏感度來處理。她談到了本古里安的說詞的政治含義，卻沒有觸及這種說詞產生自以往曾遭受的多大傷害，也沒有考慮到在遭受人身攻擊時的自我保護傾向。長期以來她一直批判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以心理學取代政治應該扮演的角色，但她沒有在這次至為關鍵的情況下，清楚表明為什麼本古里安的作為是危險的。至於其餘兩個話題，有關她所描繪的艾希曼，以及她筆下的猶太居民委員會領袖，鄂蘭的報導和一般人（尤其是猶太人）理解之間的落差，就更為顯著且更易惹來爭辯。可是鄂蘭的寫作風格還是一派理所當然的態度，而她所談的問題卻是很多讀者在受到慫恿之下，從頗不一樣的觀點來理解的。
世界猶太人大會一九六一年一本廣泛流傳的小冊子，目的在於顯示艾希曼是負責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人，審判卻否定了這種說法。「艾希曼：納粹謀殺機器的策劃者」──這是尼希米．羅賓森（ Nehemiah Robinson）提出的說法，他後來也成為爭議中鄂蘭的批評者，並提出他的警告：「這項研究以扼要而尖銳的方式敘述了艾希曼是誰，他實際上是個怎樣的人，又做了什麼。它的目的在於避免對法庭的調查結果和判決抱持偏見，而希望對公眾帶來啟迪，讓他們理解這個猶太人『集體清洗者』的動機和行動，從而更好地領會訴訟程序。」羅賓森這本小冊子所描繪的艾希曼，像大審前後不下數十本其他小冊子一樣，對於讀者認定艾希曼是無人性的怪物這種信念，並沒有提出任何挑戰；反之，他就像是對魔鬼進行研究。當艾希曼認定自己是一個沒有卑劣動機的人，而只是盡職地執行任務時，鄂蘭認真看待他的想法，因而面對極大挑戰，她更認定即使法官也沒有回應這項挑戰。
法官不相信他的話，因為他們太稱職了，或許也太在意其職務最基礎的部分，所以無法接受一個「正常」的人，一個既不軟弱也不憤世嫉俗的人，居然會無法判斷是非。他們寧願根據艾希曼偶爾撒的小謊下結論說他是個騙子，而忽略整個案件最重大的道德甚至法律上的挑戰。他們的假設認為，被告像所有「正常人」一樣，一定已經知道他的所作所為的犯罪性質，艾希曼確實很正常，因為他「在納粹政權中跟其他人完全沒兩樣」。然而，在大德意志帝國只有「例外」才會出現「正常」反應。這個簡單的真相，讓法官陷入無法解決或逃避的困境。
鄂蘭對艾希曼作出描繪之前，就已提出了這項「簡單真相」。她在書的後面其實也有分析為什麼這個人的良心「停止運作」；她還嘗試將謊言和真話做出區別，並顯示她明白這個「簡單真相」不是輕易得來的。可是，她在報導前面就先把結論提出來，給人的印象就是這個終極觀點毫不費力得來；而且她在達成這個觀點的過程中，忽視了所有相反的判斷，包括法官的判決。她也沒考慮到，對一般人、尤其是集中營倖存者和痛失親友的人來說，要認定一個「官僚制度下的謀殺者」只是「無法分辦是非」而不是駭人地一心作惡，實在非常困難。
鄂蘭對猶太居民委員會的評語，就更不幸地放在了不恰當的地方，也不恰當地表達出來。一般認為，鄂蘭責備她自己的民族過於怯懦且缺乏反抗意志，這其實扭曲了她對猶太領袖的批評，尤其是猶太居民委員會的成員。鄂蘭沒有在任何地方對整個猶太民族的行為提出批評。她在書的開頭就提到，「沒有任何非猶太群體或民族〔跟猶太人〕的行為表現有所不同」。她假設自己對猶太領袖的評價能獲得大部分猶太人認同，因為她清楚知道這種批評在猶太人圈子裡十分普遍，儘管那只是圈子內而非公諸於世的觀感。鄂蘭簡述了艾希曼曾跟維也納和布達佩斯的猶太居民委員會接洽，並指出他以此為證據，表明他在良心上獲得安撫，因為「擺在眼前的簡單事實就是，沒有人實際上反對『最終解決方案』，一個反對的人也沒有。」鄂蘭聲稱：
「對一個猶太人來說，猶太領袖在毀滅自己的民族上所扮演的角色，毫無疑問是整個黑暗故事最黑暗的一章。這是我們以前就知道的，現在由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在一片悲憫中，連同一切卑污細節都暴露了出來，我在前面就提到了希爾伯格獲一致肯定的著作《歐洲猶太人的滅絕》（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在合作一事上，中歐和西歐高度融入主流的猶太社群，跟東歐說意第緒文的普羅猶太民眾沒有分別。在阿姆斯特丹就像在華沙，在柏林就跟布達佩斯一樣，他們信任猶太官員可以編列人物和財產名單，可以從被驅逐者獲取金錢以支付驅逐滅絕行動的開支，可以負責監視人去樓空的住宅，可以提供警力捉拿猶太人並把他們趕上火車，直到最後一個奉承之舉，在最終充公行動中，他們把猶太社群的資產一手奉上。」
對很多猶太人來說，這並不是整個故事最黑暗的一章，而書中這種敘述方式，包括了毫無意義的諷刺語句「最後一個奉承之舉」，也不可能說服他們事實就是這樣。鄂蘭寫了這一段所謂「對一個猶太人來說，猶太領袖……所扮演的角色」，因為對她來說，就像她後來給舒勒姆的信所說，「我自己的民族所做的錯事，自然比起其他民族所做的錯事更令我傷心」。這種態度無疑有自負成分，對於「不管對錯都是我自己的民族」這種觀念也有矯正作用，但它在多大範圍內獲得認同，則是無法判斷的。判斷力贏得鄂蘭尊敬的一些人，確實是有認同這種態度的；譬如正是這種想法令她的朋友葛倫・格雷反思他在二戰中做為美軍一員的感受：「敵人是殘忍的，十分明顯，可是這對我造成的困擾，還沒有我們本身的殘忍那麼深刻。事實上，他們的殘暴使得跟德軍的戰鬥來得更容易，而我們自己的殘忍卻削弱了我們的意志，混淆了我們的心智。雖然這方面的比較在程度上不完全一樣，但相對於他們的殘暴，我覺得我對我們的殘暴要負上更大責任。」儘管如此，有一點十分明顯，當與這種態度相關的判斷涉及自身民族的錯事時，判斷就不該變得更嚴厲。顯然在跟納粹合作的情況下有很多錯誤做法，不光是像布達佩斯的魯多夫・卡斯特納（Rudolf Kastner）等叛國者，還有很多領袖。可是也有很多頗具爭議的個案，這也是鄂蘭的很多猶太讀者知道的。很多人覺得，鄂蘭的概括說法太過一概而論。面對令人極度苦惱的道德兩難處境，同情心跟坦白承認錯誤同樣重要。在鄂蘭的敘述中卻看不到同情心。
指責鄂蘭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中欠缺同情心的人，往往會從《極權主義的起源》引述他們認為能以同情心作出理解的片段。在該書第一版鄂蘭曾寫道：
「極權政府抑制……個人的道德人格，令到良心決定變得可疑而模稜兩可。我們很難想像某些情況下一個人該怎麼做：譬如選擇背叛而謀殺自己的朋友，還是把自己的妻子兒女交給……謀殺者，尤其值得注意，他的自殺等於謀殺自己一家。這再也不是善惡的抉擇，而是謀殺與謀殺之間的抉擇。……我們從很多報告知道，集中營被囚者包括罪犯、政治犯、小社區聚居的猶太人和等待滅絕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納粹親衛隊賦予他們權力而交付他們的任務，包括一定執行權力，因而讓他們陷入兩難：讓朋友送死，還是謀殺陌生人。」
其實鄂蘭的想法一直沒變，她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所寫的，不是《極權主義的起源》那種集中營裡的行為。在談艾希曼的書裡，鄂蘭劃分了納粹謀殺計畫的不同階段：首先，透過法律或黃色星星等身分標記把猶太人區隔開來；然後把他們聚集在孤立小社區；再把他們驅逐出境或「重新安置」；最後把他們送到滅絕營。鄂蘭對猶太居民委員會的批評，是在驅逐出境階段之前，也就是納粹恐怖統治全面化之前；在當時來說，起碼在部分情況下，不合作可能令死亡數字減少。她沒有主張在不可能的情況下採取抵抗或不合作行動。鄂蘭心裡對於在這個階段裡可做的事是清楚的，事實上她的分析可以變得更強而有力，只要她強調這種階段性時序，抑或加上一些說明，就像一位讀者向她問及居民委員會領袖的問題時她私下所作的回應：「他們有一項重要的辯解理由：合作行動是逐步推行的，事實上很難知道，不能跨越底線的那一刻什麼時候才到來。」
另外應該指出，鄂蘭對東歐猶太小社區的認知──也因此對何謂超越底線的認知──並不總是很充分到足以讓她作出概括。有些批評者從第一手經驗得知那些情況，或是能讀到意第緒文或東歐語文的資料，因而能夠具說服力地指出，鄂蘭的例子未能「給猶太居民委員會的活動或猶太人的抵抗行動描繪一幅準確圖景」。艾希曼大審本身只能給鄂蘭提供很少這方面的資訊，這就是她要特別談到居民委員會的主要原因，這也是書中最陰暗的一章。鄂蘭覺得，大審中刻意迴避了猶太居民委員會合作的問題。她認為檢方利用猶太人的抵抗行動做為蔽障，以掩蓋猶太人合作的問題。她在書中記錄了審訊裡提及居民委員會的寥寥幾處地方，包括一位來自匈牙利的前猶太居民委員會成員以證人身分出庭，而遭法庭裡的聽眾喝罵。她也報導了幾個證人提供居民委員會合作的證據，指出證供顯示了未有人提出的其他問題。一個曾在特雷辛（Theresienstadt）集中營待過的證人聲稱，艾希曼曾經挑選營裡的被囚者提供「集中屠殺名單」。鄂蘭指出，漢斯．君特．艾德勒（Hans Günther Adler）在《特雷辛，1941-1945》（Theresienstadt 1941-1945）就提到，編列集中屠殺名單的不是艾希曼，而是營裡的猶太居民委員會，可是該書沒有成為大審的文件證供，辯方甚至沒有嘗試否定證人的證詞。
鄂蘭認為這次審訊的文件證供異常充分，可是卻出現這樣關鍵的缺口，因此她提出一種解釋，對於猶太居民委員會在事件中的重要性提出自己的結論。在全書最黑暗一章的結尾她寫道：
「但檢察長詢問每個證人（抵抗義士除外）：「為什麼你不造反？」對本案背景毫不知情的人來說，這個問題實在再自然不過，而這句話也巧妙掩飾了那個沒有被問出口的問題。結果出席證人針對檢察長這個無法回答的問題提出的回應，其實離「真相，所有的真相，除真相以外別無其他」還相差甚遠。的確，整體猶太人沒有組織，也沒有領土、國家或軍隊，在最需要援手的時刻，更是缺乏一個能在同盟國會議中擔任猶太人代表的流亡政府……而且猶太人手中毫無武器，青年人也沒受過軍事訓練。但是，猶太人確實具有社區級或國際層級的猶太人社區組織、政黨和社會福利機構，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各地的猶太人皆有其領袖，而這些領袖幾乎毫無例外都以某種方式、出於某種原因與納粹合作。所有的真相就是，如果當時猶太人沒有組織沒有領導，情況會變得很混亂，但被害者的數目不至於會達到四百五十萬至六百萬人之譜。……耶路撒冷大審判並未將這部分的事實面公諸於世，而我不斷思考大屠殺中的這段故事，因為從中可以清楚發現，納粹德國在高尚的歐洲社會引發一場集體道德淪喪─淪喪的不僅是德國，而幾乎是所有的國家，不僅是加害者，而且還有受害者。」
德國猶太人委員會發言人西格弗里德・摩西清楚向鄂蘭指出，這段文字會成為猶太人批判她的焦點，事實正是這樣。摩西憤怒地寫道：「你所謂『所有的真相……』，絕對會令人覺得這是顯而易見的肯定陳述。」可是鄂蘭清楚地覺得她的陳述確實顯而易見，她有責任把別人沒說的話說出來，而她的語氣清楚顯示出她對掩飾行動的憤怒。
鄂蘭對大審的敘述，可從她過去的人生歷程和思想找到深刻根源，而批評者的反應則出自長久以來的態度和問題。鄂蘭擾亂了一種有深厚根源的看法。諾曼・波德賀雷茲在《社評》雜誌綜合談到對鄂蘭的批評，把那種看法清楚呈現了出來：「她描繪一個『平庸』的納粹，取代了有如魔頭的納粹；她把猶太人描繪成邪惡的共犯，取代了具美德的殉道者；她勾勒出罪犯與受害人之間的『合作』，取代了罪惡和清白無罪之間的對抗。」鄂蘭並沒有採用「合作」一詞，也沒有隨便採用「魔頭」和「殉道者」這些自我安慰式用語，也不碰觸任何集體罪過或集體清白無辜的理論。她在各個群體的人之間作出區別，尊重其中的差異，不是因為她對矛盾觀念抱持現代人的癖好，像波德賀雷茲在評論中所指稱是「才華上的乖僻」，而是因為，就像布呂歇愛引用詩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所說的，她是「真正的陌生人」，用鄂蘭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被遺棄者。依循這種想法，她願意作出艱難的判斷，就像她在耶路撒冷的法庭第一次「親眼」看見艾希曼時所做的判斷。
＊作者為美國著名心理治療學家及哲學家。在紐約新學院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時受漢娜鄂蘭指導，於鄂蘭去世後為其撰述自傳。她承襲雅斯培、鄂蘭一派的傳記哲學書寫，認為哲學思想並不只是抽象思考，更是人類具體生命脈絡的呈現，這讓她的鄂蘭傳除了分析重要作品，更著重鄂蘭跟個人境遇的對話與互動，將這位哲人放回屬於她的動盪時代。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愛這個世界：漢娜鄂蘭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