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0幾天，香港媒體都在談論兩個人，一位是因為逝世而被人紀念的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另一位則是再次被西方媒體捧上神壇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
一個是經歷過逾半個世紀時間考驗的91歲政治家，在被遺棄的淚水中發奮圖強，帶領國民走出孤立的困境，並建立了一個被視為創造了經濟奇跡的城市國家；另一個則是以「立於街頭，走進人群」的18歲大學生，他領導的「公民抗命」佔領行動卻在民意壓力下以失敗告終。
作為領袖，李光耀在帶領新加坡人民反殖民主義、在和鄰邦馬來亞的聯合中遭遇挫敗，有過傷痛，他甚至在日本侵略期間被迫下跪，差點丟掉性命。但他的領袖才能和魅力備受推崇，他以短短四十年把一個落後的貿易港發展成為亞洲最具競爭力的經濟實體，不但給國民創造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也建立起全球最廉潔和最高效的政府，躋身世界先進國家行列。
李光耀雖為華裔，但其家族早在曾祖父時代已由廣東的客家區域移居新加坡，三代奮鬥到他出生時，家境已不俗。作為長子，他自小學習成績優異，從祖父為他選擇的英文名校萊佛士書院到他自己考上的劍橋大學並在英國取得律師資格，不但令他成為平民仰望的精英，更贏得殖民地政府的信任。
青年李光耀敢愛敢恨，他和夫人柯玉芝在沒有通知雙方家長的情況下在英國偷偷結婚，而這位在專業背景和處事智慧上跟他不相伯仲的夫人也是他的精神支柱，夫妻恩愛至終身。成長路上的順遂和家庭生活的和諧，不能說對他推崇以家庭為主體的「亞洲價值觀」沒有影響。
所以，他打壓異己，對政敵無情，卻深愛家人；他實施嚴刑酷法，也嚴以律己；他倡廉反腐，自己生活也簡樸──出差沒有專機，也不入住酒店特別套間；妻子和母親有事求情，他公事公辦；但當大公子被薦為執政黨接班人，有人質疑徇私時，他說：「我為甚麼要剝奪一個公民的平等權利？」
然而，受英國文化薰陶的他卻不理會當時華人佔七成人口的現實，頂住華商壓力，決定以英語這種國際語言作為官方主導語言，同時承認華語、馬來語和坦米爾語(印度主要語言)來凝聚多元文化背景的國人和紓緩民族之間的矛盾，令這個多民族小國得以在國際洪流中不致被沖散和淹沒。
回頭看看我們的少年領袖黃之鋒。相隔數代，時代不同，環境不同，層次更不同，但領袖的能力和魅力有一個共同處，就是在一定範圍內具有強大的組織力、號召力。在這個角度看，黃之鋒具備領袖特質。
黃之鋒崛起於兩年半前的「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運動，當時，因為一本受政府資助的有關教材部份內容涉嫌歌頌政權和強迫愛國等矯情文字，引起部份師生、家長的不滿，黃之鋒帶領的中學生論政組織學民思潮於是聯同家長組織和教師組織(教協)等組成大聯盟，透過遊行、集會、絕食等行動，最後迫使上台數月的梁振英政府宣佈擱置該科。
在去年號召完全港中學生罷課後，他隨即帶頭衝擊政府總部前的「公民廣場」並被拘捕，間接迫使「佔中三子」於午夜臨時宣佈了「佔領中環，正式啟動」。在歷時79天的「雨傘運動」中，他和學聯的正副秘書長周永康和岑敖暉成為耀目的年輕人偶像。
值得玩味的是，在佔領期間，雖然說「佔中三子」已被迫讓位，運動交由學生領導，但站在大台前回應傳媒最多的並不是黃之鋒，而是兩位長相俊俏、被網民笑為「同性戀」的周永康和岑敖暉，而特區政府在群龍無首中找出來的談判對手也是學聯代表。
但是，西方媒體卻偏偏對黃之鋒情有獨鍾。早在運動開始不久，他就被《時代周刊》亞洲版以「抗爭臉孔」選為封面人物，隨後成為該刊「全球25名最具影響力少年之一」。接下來是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全球百大思想者」之一、英國《泰晤士報》之「年度青年」和「法新社」之「全球10大最具影響力人物」之第六位。加上這次《財富》的「全球50位最偉大領袖」中排名第10，似乎，西方媒體把整場運動歸功於這位「身形瘦小，留著bowl cut髮型」的少年人。
熟悉西方媒體運作的人都知道，他們這類頻繁的甚麼最佳領袖、魅力偶像、年度英雄、最有影響力人物等評選活動，一方面反映編輯所認同的價值觀，另方面也有背後的政治、商業計算。該刊說，偉大領袖不一定享官方頭銜，也不只是聰明、受人敬重、握有權力，且須懷遠見，能推動其他人欽服跟隨，云云。
黃之鋒自小患讀寫障礙症，一度考試不及格，卻具出色的口才和在政治認知上表現出超乎年齡的成熟睿智，具備勇猛行動力，但說到敬重和遠見，則極具爭議性，有人捧他為「英雄」，也有人譏他為「廢青」。
對於一個18歲少年來說，榮譽顯然來得太容易，尤幸的是，經歷了失敗的運動洗禮後，佔據年齡優勢的黃之鋒略有收歛，他在臉書中回應：「我根本不配拿」，並認為促成傘運者不是他，而是無懼警方施放催淚彈、挺身而出的香港人。他說並非故作謙虛，「但從頭到尾不至於誇張得有這樣的『全球影響力』」，感嘆施壓未有效，指事件並無新聞價值。
誠然，事件的新聞價值顯然不僅僅是他個人，而是《財富》編輯將他與梁振英比較，藉機揶揄特首一番，批評梁僅擁領袖之位，卻無領袖之才，在面對佔領人群時，只會下令警察使用胡椒噴霧及警棍，黃之鋒卻只有一部手機……該刊反問：「誰是真正的領袖？答案顯而易見。」
這樣的評價和比較是否合適，見仁見智，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東西方價值觀中對領袖這個概念的理解落差。領袖未必是完人，但如何偉大？需要時間去驗證。《財富》過早地把一位行為備受批評的反政府少年吹捧為「偉大領袖」難免令人懷疑其動機，就像它在1995年預測「香港已死」、又在十年後道歉一樣。
李光耀和黃之鋒都充滿爭議性。然而，前者將「亞洲價值觀」融入了「英式法治觀」，令新加坡成為一個富強、和諧而守秩序的有禮貌國家；後者則在層層逼近的美式包裝和咄咄逼人的港式狂妄下，忘記初衷，屢屢做出挑釁，令一場和平的爭普選運動暴力頻生而失去民心。
經歷過戰爭動盪和強鄰遺棄，李光耀以完美的精英履歷和個人的道德操守去樹立榜樣和感召國人，他相信人的力量，推崇精英主義，學習西方而不照單全收，以東方家長式恩威並濟來治理國家；在寛容的氛圍中順利長大的黃之鋒以青春的衝動脫穎而出，聲稱追求普世價值和絕對民主，想要一個自由、平等、體現個人價值的理想世界，要衝擊建制，要推倒權威……然後呢？
兩代領袖，兩套價值觀，長者已蓋棺論定，少年仍然路漫漫。我們且拭目以待。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