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林智堅論文抄襲被台大及中華大學「雙殺」之後，台灣的選戰像得了「抄襲瘟疫」一樣，一路上各地候選人都傳來被指控論文抄襲的嫌案。論文抄襲一旦確定就像林智堅一樣，學位被取消，還不一定像他非退選不可；可見，大家都認為，抑或抄襲者認為多數人會認定論文抄襲是一件「不名譽、沒有誠信」的行為，因此才會選擇退選，以免外溢現象，把整個黨都給毀了。如果以上推論為真，那麼蔡英文的「論文門」為何可以在這場「抄襲瘟疫」中「免疫」呢？是因為蔡英文打了高端嗎？民進黨到處去檢查對手的論文有沒有抄襲，表示這個黨非常重視名譽和誠信，為什麼全黨都完全相信蔡英文的論文真的存在，蔡英文的博士是真的？全黨沒有一個人出來當烏鴉？答案只有一個：民進黨人都打了高端！都免疫了。
美國大學剽竊和作弊流行令人震驚
真的要認真查一查政治人物的碩論有沒有抄襲，恐怕要橫屍遍野，不管哪一個黨都不樂見。尤其是碩士在職專班開辦逾20年來被視為大學的小金庫，在學人數110學年達5萬3174人，也遭各界戲稱是學位量販。這些碩論極可能都不堪檢驗。
論文抄襲之風早就是像新冠一樣是世界流行病，並非台灣獨有，尤其是互聯網時代來臨之後，「課堂作弊轉向互聯網」、「關於互聯網向教師提供挑戰的學生論文」、「偽造等級」。 諸如此類的新聞一直在吹響美國大學剽竊和作弊流行的令人震驚的消息：超過 75% 的學生承認作弊；68% 的人承認在沒有引用的情況下從互聯網上「剪下」和「貼上」材料。教授們幾乎每天都被提醒，今天的許多大學生都是在一套全新的關於原創性和道德的假設下運作的。即使在十年前，幾乎普遍認為學術不誠實的做法現在已經司空見慣。
學生不擇手段以任何必要的方式追求好成績
這種發展是否表明教育和更大的文化發生了巨大變化？蘇珊·D·布魯姆（Susan D. Blum）在一本令人費解的書《我的話！：抄襲和大學文化》
(My Word!: Plagiarism and College Culture)，對學生的實際思考和行為方式進行了豐富的描述，發現了兩種文化，兩種文化在課堂上經常並存，而且常常令人不安。廣泛依賴學生對學生進行的採訪，本書呈現當今年輕人的聲音，因為他們沉思的日常活動，正在挑戰大學生活的意義。以成績為基礎的中等教育，大學學費急劇上漲，以及高等教育因其對未來收入的影響高於一切的經濟環境。
這些因素都可以解釋為什麼學生可能會以任何必要的方式追求好成績。這些激勵措施與容易獲得的電子作弊方式出現在同一時代，並且幾乎無法忍受的壓力導致許多學生在從童年到成年的過渡期間被診斷為「臨床憂鬱症」。然而，布魯姆認為，學術不誠實的真正問題主要源於大學環境中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缺乏溝通。一方面，教授和管理人員認為剽竊是一種嚴重的學術犯罪，一種違反道德的行為，甚至是對個人主義和原創精神的一種犯罪；另一方面，學生們陶醉於分享、多樣性和不惜一切代價的成就。
雖然這本書不太可能讓那些希望在上課的第一天用措辭強硬的警告來扭轉剽竊率上升的讀者放心，但是它打開教授和學生之間的對話，這可能會導致真正的相互理解，並作為學生實踐與教授期望之間保持一致的基礎。
支持誠實學生的政策和學生舉報人成了一個神話
在過去，那些苦苦掙扎的學生更有可能為了過活而作弊。今天，高於平均水平的大學畢業生也同樣可能這樣做。安·拉斯羅普，凱瑟琳·福斯(Ann Lathrop, Kathleen Foss) 合著的《引導學生從作弊抄襲走向誠實正直：變革策略》(Guiding Students from Cheating and Plagiarism to Honesty and Integrity: Strategies for Change)這部令人大開眼界的互聯網時代學生作弊和抄襲的續集：呼籲學生、教師、管理人員、圖書館員和家長們將學校文化從忽視或容忍的學校文化轉變為欺騙成為一個盡一切努力重視、鼓勵和支持誠實的人。
作弊仍然是一種世界性的流行病。在這裡，Lathrop 和 Foss 撰寫了令人大開眼界的《互聯網時代的學生作弊和抄襲：警鐘》的續集。之前他們側重於榮譽準則和對學生考試和書面作業的仔細監控，而他們的最新作品是在呼籲武裝：學生、教師、管理人員、圖書館員和家長必須齊心協力改變學校文化，從忽略或容忍欺騙行為，盡一切努力重視、鼓勵和支持誠實。每一章都提供了對實用想法和行動的快速簡便的訪問，這些想法和行動可以從頁面上移到課堂或家庭環境中。其中，具有引人入勝的主題，例如為什麼我沒有作弊、支持誠實學生的政策和學生舉報人。這是一個神話，那些苦苦掙扎的學生更有可能作弊只是為了勉強度日。高於平均水平，即將上大學的學生在競爭獎學金和大學錄取時也有可能這樣做。
最好的軟體也不一定能識破抄襲
過去，剽竊可被視為一種孤立的輕罪，僅限於一小群學生。今天，它被廣泛認為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系統性問題，虛擬環境中內容的可及性更是雪上加霜。在線世界中的學生剽竊：問題和解決方案描述了圍繞剽竊的法律和倫理問題。剽竊是一個對科學產生深遠影響的問題。然而，即使是當今最好的基於軟體的系統也只能可靠地識別複製和貼上的抄襲。變相的剽竊形式，包括轉述文本、跨語言剽竊，以及結構和思想剽竊，往往未被發現。當前系統的這種弱點導致很大比例的科學抄襲未被發現。專家概述了剽竊檢測的最新技術，並分析了為什麼這些方法無法檢測到偽裝的剽竊形式，並提出了基於引用的抄襲檢測來解決這個缺點。與基於字符的方法不同，這種方法不僅僅依賴於文本比較，而是分析文檔中的引用模式，形成一個獨立於語言的形式。
語言背景下，某些抄襲可以被視為教育學的失敗
長期以來，大學社區一直將剽竊視為威脅核心學術價值觀的嚴重不法行為。近年來，剽竊現象有所增加，部分原因是新媒體提出的問題、多樣化的學生群體以及英語作為通用語的興起。黛安·佩科拉里(Diane Pecorari)的《學術寫作和剽竊：語言分析》(Academic Writing and Plagiarism: A Linguistic Analysis) 從語言學的角度審視了「剽竊」，即文本與其來源之間的不恰當關係。研究包括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作者的過程；閱讀和寫作之間的相互作用；作家的身份和聲音；以及學術話語社區的期望。使用從大量學生寫作樣本中提取的經驗數據，與書面資料進行比較，來確認學術寫作和抄襲。Pecorari認為，在這種語言背景下，某些抄襲可以被視為教育學的失敗，而不是故意越界。研究探討了機構對學生的期望、學生表現和機構意識之間的這種差距的影響，並提出了在學生、導師和機構層面實施的教學解決方案。本書是一本前沿的研究專著，將成為應用語言學研究人員的必備讀物。學生表現和機構意識，並建議在學生、導師和機構層面實施的教學解決方案。
一種概念化剽竊的新方法
溫迪·薩瑟蘭-史密斯(Wendy Sutherland-Smith)所著的《抄襲、互聯網和學生學習：提高學術誠信》(Plagiarism, the Internet, and Student Learning: Improving Academic Integrity) 旨在解釋剽竊為何以及如何發展。它提供了一種概念化剽竊的新方法，並為處理高等教育剽竊的專業人士提供了一個框架。
Sutherland-Smith 提出了一種剽竊模型，稱為剽竊連續體，它有助於在大多數教育環境中為剽竊管理的討論和方向提供信息。該模型是從對剽竊的跨學科檢查發展而來的，特別關注了解教育工作者和學生如何看待和應對剽竊問題。剽竊的演變，從它在法律中的誕生，到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國際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挑戰。包括的案例研究是教育工作者和學生討論剽竊在政策和實踐中的複雜性，以及機構和個人反應之間的緊張關係的聲音。這本書根據剽竊問題，特別是互聯網剽竊問題，審視了當前的教學方法。該模型提供了對如何增強教學和學習方法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剽竊面貌的洞察力。這本書挑戰高等教育教育工作者、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審視他們自己在管理學術寫作中剽竊現象的信念和實踐。
我們如何教他們不要抄襲？
自從人類寫作以來，似乎就有抄襲。它不是隨著互聯網的出現而萌芽的。多年來，全球各國的教師一直在努力尋找解決學生剽竊問題的好方法。我們如何發現抄襲？我們如何教他們不要抄襲？我們如何處理那些被發現是抄襲者的人？瑪莎·維西努斯，卡羅琳·艾斯納(Martha Vicinus , Caroline Eisner)合著的《原創、模仿和抄襲：數字時代的寫作教學》(Originality, Imitation, and Plagiarism: Teaching Writing in the Digital Age) 指出，互聯網使複製變得更容易，也更容易檢測到複製。解決了一系列相關問題，包括版權公約和原創作品的所有權，創新思想的適當傳播，以及作者的權威和作用。在這些文章中，投稿人努力鼓勵和保持出於非商業目的免費訪問受版權保護的材料，同時尊重作者保持對自己作品的控制權的合理願望。寫作新手和經驗豐富的教師都將向投稿人學習關於如何設計獨特的作業、教授正確的歸屬以及增加學生對自己寫作的參與度的實用建議。
事先告知學生或研究者：「你會玩甚麼把戲，我們都清楚得很。」
剽竊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它影響到高等教育中的許多利益相關者，但並不總是很好理解。莎拉·伊萊恩·伊頓Sarah Elaine Eaton)在《高等教育中的抄襲：解決學術誠信中的棘手話題》(Plagiarism in Higher Education: Tackling Tough Topics in Academic Integrity) 提供了對剽竊的深入、基於證據的理解，目的是讓校園社區參與有關積極應對剽竊方法的「知情對話」。這本書為解決校園範圍內的剽竊提供了實用的建議，解決了諸如「自我剽竊」、國際學生剽竊、論文作弊和合同作弊等混亂的話題。它還回答了諸如以下棘手的問題：學生為什麼抄襲，為什麼不抄襲？為什麼抄襲案件這麼難處理？如果研究人員自己也抄襲怎麼辦？我們如何設計更好的學習評估來防止抄襲？我們什麼時候應該選擇人類檢測和文本匹配軟件？換句話說，研究機構必須在新研究開始進行之初，就先掌握了「可能」被剽竊及抄襲的內容及觀點，告知學生或研究者，「你會玩甚麼把戲，我們都清楚得很，不要踏到紅線。」我們需要不帶偏見的超然研究，從教學和學習的角度關注學術誠信，提供對剽竊各個方面的全面見解，並特別關注高等教育，以造福整個校園社區。
學術剽竊會損害學術的完整性，腐蝕周圍的學術事業
多爾蒂(M. V. Dougherty)寫的《糾正科研誠信的學術記錄：在剽竊之後》(Correcting the Scholarly Record for Research Integrity: In the Aftermath of Plagiarism) 是關於人文學科學術抄襲出版後反應的全書式研究。它表明，對學術文獻的抄襲進行更正不僅僅是編輯和出版商的任務；在剽竊之後，研究界的每個成員都在維護已發表文獻的完整性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不加以處理，學術剽竊會損害學術記錄的完整性，腐蝕周圍的學術事業，並在知識生產的各個層面造成效率低下。通過提供哲學和相關學科領域的案例研究，該書指出當前出版後對學術剽竊的反應是不夠的。它列出了人文學科與自然和生物醫學科學相比在確保已發表研究的完整性方面的不足之處。這本書清楚地說明如何對學術記錄進行概念化，調查了糾正它的傳統方法，並主張採用新的干預措施來提高已發表研究的可靠性。這本書不僅對哲學和其他人文學科領域的人很有價值，而且對那些對研究倫理、元科學和研究社會學感興趣的人也很有價值。並主張採取新的干預措施來提高已發表研究的可靠性。
最關心獲得利益和權力的不是抄襲者，而是指控者
在這項富有啟發性的研究中，瑪麗蓮·蘭德爾(Marilyn Randall)寫的《實用抄襲：作者身份、利益和權力》(Pragmatic Plagiarism: Authorship, Profit, and Power) 提出了一個問題，即為什麼有些文學重覆案例成為偉大的藝術，而另一些則淪為剽竊的恥辱。她的討論表明，剽竊並不是人們經常認為的客觀文本事實，而是一種受文學接受規範和慣例支配的現象。
蘭德爾將她的注意力轉向圍繞被認為抄襲案件的批判性辯論。她描繪了西方文學史上剽竊的進展，她的研究跨越了幾個世紀，從羅馬時代的概念首次出現到當代關於知識產權的爭議。蘭德爾考慮了版權法的發展和作者身份的概念，提出了廣泛的文本，並恰當地借鑒了福柯關於作者身份的話語建構的概念。
正如福柯研究精神錯亂以找出理智的含義一樣，蘭德爾說，對剽竊的研究可以揭示「文學」一詞在不同文化時刻的含義。她指出，剽竊的感知實例是文學領域正在進行的「權力鬥爭」的一個方面。正如她所揭示的那樣，最關心獲得利益和權力的不是抄襲者，而是指控者。
抄襲不只發生在大學生身上，名家更令人不恥
令人驚訝的是抄襲不只發生在大學生身上，有一些名家不只抄襲，還在書中向寫小說一樣地大方地說謊，還因此得了大獎。喬恩·維納(Jon Wiener)所寫的《陷入困境的歷史學家：象牙塔中的抄襲、欺詐和政治》(Historians in Trouble: Plagiarism, Fraud, and Politics in the Ivory Tower)所指稱的「陷入困境的歷史學家，同時也是調查記者喬恩·維納對幾起臭名昭著的（新政治家）歷史醜聞做了「深刻而有趣」的描述。
維納專注於跨越政治領域並代表各種指控的十幾個關鍵爭議，試圖了解為什麼有些案件成為頭條新聞並結束職業生涯，而其他案件卻沒有。他研究了著名的槍支文化歷史學家邁克爾·貝勒西萊斯（Michael Bellesiles）被指控研究欺詐的案件；被指控抄襲者和「名人歷史學家」斯蒂芬·安布羅斯和多麗絲·卡恩斯·古德溫；普利策獎得主 Joseph J. Ellis，他在 Mount Holyoke 的教室裡謊稱自己曾在越南打過仗；以及哈佛的 Stephan Thernstrom 和 Emory 的 Elizabeth Fox-Genovese 對不當行為的指控，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被喬治·W·布什任命為全國人文委員會成員。班克羅夫特獎獲得者歷史學家琳達·戈登在《異議》中所寫，維納的「可讀性很強的書……不僅揭示了學術上的不端行為，而且揭示了最近對自由辯論和知識完整性的威脅增加。」
文學和藝術的模仿不易發現，也不太被非議
文學作品的抄襲剽竊，似乎並沒有如一般研究論文一樣，受到極大的譴責，甚至會被認為是作家成長的歷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就曾這麼說：「初學寫作者應該從模仿開始，模仿不是恥辱，而是一個捷徑，或者說是一個竅門。」他說：「寫作有點類似於書法，你模仿得多了，自己的風格也就慢慢確定了。更準確地說，是你得到了一種語感。得到一種語感對於文學創作非常重要。」據說1968年，密西根大學曾經舉辦過一場「石濤大展」，其中一位研究石濤的專家邀請張大千去看展覽，張大千走到一幅畫前，說「這張是我畫的」，走到另一幅畫前，說「這張也是我畫的」。很多人對於假畫避之不及，但是他居然敢公開講。張大千曾經在私下裡講，揭開那些畫作的表層紙頁，十之六七有他張大千的花押。在張大千綿綿不絕的贗品攻勢下，收藏家程霖生「石濤堂」裡僅有的十分之三的真跡，也在他事敗之後，盡歸張大千所有。張的好友王季遷曾問張大千，為什麼要賣假畫給人家。大千說：「那些有錢人又不懂，賣他真畫多浪費，不值！」
米賈姆·霍恩(Mirjam Horn)《後現代剽竊：美國文學中挪用的文化議程和審美策略，1970-2010》( Postmodern Plagiarisms: Cultural Agenda and Aesthetic Strategies of Appropriation in US-American Literature，1970-2010) 這本專著探討了文學剽竊如何在西方文化中被定義、揭露和製裁的問題，以及如何將分配給另一位作者的語言視為後現代美國文學中的激進顛覆行為。雖然音樂、繪畫或戲劇等各種藝術形式已經將挪用制度化為一種有效的模式，以宣揚作者身份、原創性和影響力的焦慮可能意味著什麼，但文學界仍然很難承認無標記的獲得文字、想法和手稿。作者展示了後現代剽竊如何在文學、經濟學、法律和文學理論話語之間特別充當一種文學挪用策略。她調查了圍繞單個作者主題與其可異化文本之間的緊密聯繫的複雜期望，這是幾位後現代作家強烈質疑和違反的聯繫。這本書確定了後現代剽竊的三種不同做法，考察了它們作為文學市場試金石的特定情境、戒律和顛覆潛力，以及作者身份、原創性和創造力等概念的持續動態概念。可見，天下文章一大抄，文學和藝術的模仿不易發現，也不太被非議。政治人物不懂文學藝術，所以一抄就被逮，也是命啊！
*作者為文化觀察者，作品集參看JOE書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