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的某個夏夜，二十二歲的珍妮佛在自家床上熟睡時，遭到陌生黑人男子性侵。警察將六張嫌疑犯的照片排在珍妮佛面前，要她指認：
許多警探站在我身後。一切好像一場代價很高的賭注，使我坐立難安。
我的腎上腺素激增，心跳急速飆升。我猜測他們已經掌握到嫌犯的身分了，不然怎麼會讓我大老遠開車到這裡？我只需要把他挑出來就好。如果我挑不出來，他是不是就無法落網？他會找到我嗎？我不很確定地挑出一張照片……
「對，就是他，」我指著照片說，「我覺得是他。」
「你『覺得』是他？」蘇利問，
「就是他。」我澄清。
「你確定？」高登問。
「確定。」
他們請我在照片背後標注日期並簽名，他們也簽了名。
「我表現得還可以嗎？」
蘇利與高登警探互看了一眼，我忽然感到一陣解脫。
「湯姆森小姐，你做得很好。」
過了幾天，珍妮佛到警局進行列隊指認。七名黑人男子靠牆站成一排，他們與珍妮佛之間，只有一張會議室的桌子，珍妮佛看得到他們，他們也看得見她。珍妮佛不想昏過去，內心的恐懼令她作嘔。她挑出其中一個人，羅納德．卡頓，就是她從照片堆裡挑出的那個人。她告訴自己，就是他了，她心中已有定見，就很難收回了。
羅納德被判處終身監禁，外加五十年有期徒刑。可是整件案子找不到任何物證，沒有指紋，沒有留下來的衣物，什麼都沒有，只有珍妮佛的指認。羅納德的律師認為珍妮佛壓力太大，無法正確辨識加害人。這讓珍妮佛憤怒極了，她當然很清楚壓在身上的男人是誰，她知道自己看到了什麼，她怎麼可能忘記那張猙獰的臉？
指認結束了，犯人捉到了，珍妮佛的生活卻沒有恢復常軌。沒有人跟她談發生了什麼事，彷彿那是個禁忌的話題，即使她在陌生的警察、法官面前一次又一次重述所有細節，讓她覺得既羞辱、又噁心。媽媽問她：「會不會有人在貴婦水療中心，看見妳穿緊身韻律衣？」男友質疑她：「你為什麼不反抗？」、「你是不是很享受？」
羅納德日子當然也不好過。他是無辜的，他以為上帝知道，他知道，珍妮佛也應該知道，為什麼她卻緊咬他不放？他寧可死在牢中，也無法承認自己是性侵犯，可是囚犯宣稱無辜十分常見，也很難證明，沒有人相信他。
我偷瞄了珍妮佛．湯姆森幾眼，內心想著：為什麼？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她只是充滿恨意地回望著我，她朝我翻白眼。而陪審員、地區檢察官、警察，所有人都看著我，像是他們恨不得對我吐口水或把我踩在地上。因此我以充滿防備的眼神回應他們，我在多年以前面對執法人員時學會了這個眼神。即使如此，他們還是可以對我隨意做任何事、說任何話。我知道自己已無力回天，但我不知道情況到底有多糟。
……法官宣判時我站在那裡，他說我是他看過最危險的人，地區檢察官說我是「對社會的威脅」。我幾乎沒辦法望向任何人，但我瞥見當天出庭的媽媽和姊妹，她們看起來極度震驚，就好像有人剛甩了她們一耳光……這是一場我無法醒來的惡夢。
入監是惡夢的開始，強凌弱，眾暴寡，這是監獄的日常。羅納德深知一味忍讓不會讓日子更好過，只會成為其他囚犯霸凌的對象，為了生存，他不主動出手，但會奮力反擊，至少，他要打到不讓別人侵犯自己。他說他是冤枉的，沒有人認真看待，直到某位獄友告訴他，有名叫普爾的犯人承認珍妮佛的案子是他做的，羅納德立刻寫信給律師要求重審，卻沒有得到回音。
羅納德覺得像是條被人拋棄在陰溝裡的狗，沒人在乎他的死活。他偷了刀子想殺死普爾，前來探監的父親勸他：「你告訴我，你是無辜的，我相信你。然而，要是你殺了這個人，你就永遠回不了家，一輩子屬於這個地方了。」這時羅納德才意識到，他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卻可以控制自己的怒氣，他丟掉了刀子，放棄了復仇，他不想為普爾浪費生命。
然後，機會來了。一九九四年，O．J．辛普森案讓DNA鑑定技術廣為人知，羅納德再度請律師協助聲請DNA鑑定，最後證實犯人正是普爾，一名與羅納德年齡、身高、外貌均極為相似的黑人男子。這時羅納德已坐了十一年的冤獄。
珍妮佛陷入自責與悔恨交織的深淵。她不明白，那時房間昏暗，她仍看得很清楚，她逼自己用眼睛好好記下細節，端詳對方的臉，眼，鼻，嘴，記住他所有特徵，並在相片與列隊指認中指出了犯人。那個在惡夢中反覆浮現的臉孔，就是羅納德啊！她怎麼可能弄錯？她無法接受自己從被害人變成了加害人，更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
如果連一個與犯人面對面的被害人都可能指認錯誤，那其他案件又是如何呢？
追索這個答案的過程，有如剝洋蔥般，每剝一層卻愈辛辣，也距離核心愈靠近一步。
在沒有DNA鑑定技術的時代，性侵害案件要成案或破案，主要靠的是被害人的供述與指認。問題是珍妮佛的記憶是否可靠？她在高度壓力下是否可能指認錯誤？指認過程是否受到暗示？司法程序是否中立？
首先，羅納德與巴比．普爾兩人實在是長得太像了。珍妮佛努力記住加害人的模樣，然而記憶是變動且脆弱的，終究不像照片，隨時抽存讀取都準確無誤；何況她是高度恐懼之下留下的印象，當然有可能弄錯。
其次，原先珍妮佛在指認時不那麼確定，等她做完真人列隊指認，警察主動說：「我們認為有可能是那個人，妳先前選中的就是他的照片，」讓珍妮佛如釋重負，證明自己記憶無誤。事實上，羅納德是唯一連續出現在照片及列隊指認中的人，顯然影響了珍妮佛的指認。
再者，法官允許整個陪審團成員都是白人。這樣的組成是否可能因種族偏見而構成判決偏誤？當然不無可能。
記憶是可形塑的，隨時會受到外在影響而改變，當事人未必知道記憶是什麼時候改變，又是受到什麼影響而改變。警察通知珍妮佛到警局進行指認一事，已具有強烈的暗示性，那就是「警察已經捉到犯人了」，讓珍妮佛以為非得從中挑出一個人不可。事後警察告訴她「你做得很好」、「其他被害人的表現沒有你這麼好」，更讓她相信她的判斷，以至於三年之後她在法庭見到普爾，仍深信羅納德才是真正的犯人。
她以為自己不會認錯，但終究還是錯了。
正義並不完美，有時正義來臨時還特別殘酷。
珍妮佛鼓起勇氣，當面告訴羅納德說，她願意用盡剩下的生命來告訴他，她有多抱歉，也沒辦法表達她真正感覺的萬分之一。羅納德說：「我原諒你，我並不生你的氣。我不要你剩下的人生都戰戰兢兢地擔心我可能會來找你麻煩，或傷害你的家人，若你四處張望，我一定不會在那裡伺機而動，我想要的只是我們都能繼續往前，擁有快樂的人生。」
珍妮佛與羅納德四處演講，倡議冤獄平反與司法改革，他們想追索正義的對象不只是個人，而是造成冤獄的制度與系統。二○一五年春天，珍妮佛發起修復正義計畫（Healing Justice Project），致力於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並宣說冤案對人們造成的影響。他們兩個人都自由了，真真正正的自由了。
羅納德的故事不是偶然，也不是意外，而是人類不完美的記憶、以及不完美的司法制度造成的結果。羅納德是幸運的，若不是他主動要求鑑定DNA，珍妮佛也願意配合採集新的血液樣本，事情不可能水落石出。那麼，其他遭遇司法災難的被告呢？他們面對的是什麼樣的處境？他們吞下了司法錯誤造成什麼樣的苦果？外界又該如何幫助他們修補業已失去的一切？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判決的艱難：兒童性侵的爭議與正義》（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