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這種需求已經非常迫切。只要美國一直以有效配置（efficient allocation）的模式來運作經濟，就不會擁有符合海軍需求的商業海上工業基礎……美國國防部的職責是保護（protect）民主資本主義，而不是實踐（practice）它。」他說。
亨德里克斯也在《國家評論》的文章中呼籲，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保守主義需要與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的實用主義相結合，補貼和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必須成為美國造船業的一部分。
「船舶法案」將引導政府資金對現有造船廠進行現代化改造，同時指導建設更多的造船和修船廠，增加供應鏈的韌性和多樣性。這些努力應該集中在太平洋和北極地區，以及美國國內的大河流系統（great river system）和五大湖區域（Great Lakes），遠離脆弱的海岸，就像二戰期間一樣。」
「這個國家在傲慢的時刻相信自由已經戰勝了共產主義和威權主義，然後走上了一條使美國工業脆弱化的純粹經濟道路。但歷史和戰爭的罪惡會帶著復仇捲土重來。美國不能再遵循知識性的經濟理想主義道路，這導致我們處於工業孤立狀態。」他寫道。
在晶片、人工智慧等高科技成為主戰場的時代，亨德里克斯對美國之音提醒說，美國是作為一個海上強國立國的，其財富、貿易、身份與海洋息息相關，「作為一個國家，我們需要做出有意識的決定——美國將再次成為海上強國，投資商業造船，投資海軍造船和修船能力。」
「我們需要仔細研究造船工業基礎，確保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如果美國在太平洋與中國這樣的大國爆發海戰，這一基礎將能夠真正支持和顯著擴大美國海軍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