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伍利補充說，美國也未能在主要基礎設施上進行投資，一些幹船塢已過百年高齡並且缺乏浮動乾船塢（floating drydocks），「船舶等待數年才能得到維修——碼頭上沒有空間，沒有勞動力來進行維修」；美國也不再擁有曾經的海外軍事基地網絡（network of overseas bases），或者不再有以前的運營能力。
「造船業受益於連續性，美國沒有儲存很多未開發的浪湧能力（surge capacity）。」他說。
以有足夠戰鬥力的現代軍艦為例，伍利指出，這是涉及多個行業、極其複雜的有機體，比如一艘新的美國航空母艦會用到來自45個州的2000多家公司的設備。
「軍艦廣泛依賴一系列大型和專用硬件，以及最複雜和最緊湊的組件——例如，微晶片和半導體供應鏈中斷將極大地影響造船業。這是一個國家問題。美國海軍並沒有無限的飛彈、魚雷和艦炮砲彈的彈藥庫存——這些也需要作為國家優先事項。在與中國發生衝突時，美國船隻可能會很快從垂直發射單元（VLS） 發射大量飛彈——這些飛彈需要得到補充，以免船隻在進行空襲時彈藥耗盡。」
美國「船舶法案」應包含什麼？
1981年，雷根政府採用保守的自由放任經濟原則，單方面取消造船補貼，一些亞洲和歐洲國家選擇增加政府補貼以搶占造船市場份額，填補美國退出後的真空。
麥格拉斯（Bryan McGrath）指出，即使發生全球戰爭，美國造船業重建工業能力也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二戰式的痙攣性增長（spasmodic increase）非常不可能再現。」
他分析道，矛盾的是，美國造船工業基礎之所以萎靡，也要歸咎於過去50年推動美國經濟大幅增長的主因——隨著全球化和專業化（glob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的浪潮，在外國建造、修理、配備船員和掛旗的船舶變得更便宜、更高效。
但是這種單純追求經濟效益的道路後患無窮，正如美國海軍戰略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所發現的，美國本土的商業海上工業基礎與海軍造船能力緊密相連。
麥格拉斯建議，美國國會需要對造船業投入大量財政資源來補貼必要的投資和收購；開展工作培訓以激勵造船勞動力；作出跨越多代的連續性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