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對蘇聯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割斷了其與美國西太平洋前沿（日本、關島等地）的直接對峙；對北京而言，朝鮮在韓戰之後實際上一直是其與美國勢力之間的一個緩衝帶。
還有一個有趣的不同點是：當年的外交許多都是秘密進行的，這在科技先進網路發達的今天恐怕很難完全做到。更何況，無論是金正恩還是川普，都是喜歡通過媒體刷存在感的人。
歷史與現實：換位思考「擁核」問題
前面說到司徒雷登在離開中國之前，於1949年5月13日至8月2日之間，曾與中共代表保持頻繁的秘密接觸，甚至有望去北平與周恩來面談。當然，美方當時的最大訴求是通過經援來「買斷」中共新政權在蘇美之間的中立態度，並未對此外的其他方面作更多的設計。
根據上世紀八十年代解密的材料，就在美國大使1949年5月中旬與中共開始秘議的一個半月後（6月下旬），劉少奇便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對蘇聯進行了秘密訪問。這次密訪持續到8月中旬，也就是司徒雷登八月初離開中國之後。
一個是「密議」，一個是「密訪」。同樣都是個「密」字，卻派生出兩個截然不同的結果：密議最終流產，中美從此對立了二十多年；密訪確定了中共建國後 「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中蘇在之後的二十年裡建立了「同志加兄弟」的密切關係。
但同志歸同志，涉及到核技術，同志也不管用。
劉少奇那次去莫斯科，主要有兩個目的：1）爭取在建國後獲得蘇聯的政治、外交、經濟、軍事支持；2）按照國民黨政府與蘇聯簽訂的《友好同盟條約》這個模本，準備一份內容更加廣泛的雙邊協定。
但劉少奇也對蘇聯的核武器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老謀深算的史達林對此非常謹慎，只允許讓中共代表團觀看了有關核子試驗的紀錄片。史達林的意思很明確：我們可以為你們提供核保護，你們不需要為此再耗費精力和財力。
1952年，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蘇聯時，蘇方也未向中國同志透露原子能秘密。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莫斯科並不真正相信中共新政權，特別是毛澤東本人比較明顯的民族主義色彩。
反觀中國對朝鮮核計畫的反對以及對半島無核化的主張，似乎也能看到當年蘇聯對華核立場的影子。就連中朝在核武器研發基地的選擇上，似乎都有某種「異曲同工」的巧合：中國的核基地選擇在靠近蘇聯的新疆羅布泊地區，朝鮮則把核子試驗場安放在靠近中國的鹹鏡北道豐溪裡（「川金會」之前剛被炸毀）。
問題是，正如蘇聯當年的抵觸和限制反而加快了中國獨立研製核武的步伐一樣，中國對朝鮮擁核的反對也成了平壤「先軍政治」的某種助推器。金家三代都認為，你中國不顧蘇聯反對研製核武，為何現在卻來反對我做同樣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