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一場政治秀還是和平進程的第一步，舉世矚目的朝美「獅城峰會」已載入史冊。
當人們在評論峰會的結果究竟有多少「含金量」時，或熱心搜集各種花邊花絮新聞時，我們最終都無法回避以下這個問題：朝鮮未來將往何處去？
客觀而言，平壤此前所作的一切努力均是為了能與美國建立一種平起平坐的關係。反美並非其目的，而是生存和發展的手段。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似乎有理由相信，金正恩對這次峰會的態度是認真的。
從華盛頓角度看，說朝鮮對美國構成武力威脅，那是絕對的聳人聽聞。川普答應舉行峰會，並非因為懼怕平壤的核能力，而是為了在國內展示其卓有成效的外交手腕；若能順手再搞個什麼諾貝爾和平獎，就更是錦上添花了。
朝鮮問題若真有望解決，哪怕這希望暫時還只體現在紙面上，川普一定會非常自豪地對國人說：瞧瞧，前任辦不到的，我上位不久就做到啦；奧巴馬雖然拿了諾貝爾和平獎，卻搞不定平壤，可我三下五除二，輕而易舉地就把金正恩拿下了。
的確，「川金會」對雙方都有很現實的政治意義，對平壤尤為甚。朝鮮又一次站在了命運的十字路口，正如歷史上出現過的無數次歷史抉擇關頭一樣。
歷史與現實：1949年的中共和2018年的朝鮮
若問中國人John Leighton Stuart是誰，能回答出來的估計不會太多；但若問是否聽說過「司徒雷登」這個名字，點頭的人或許會很多。對，他就是出生在中國杭州、首任燕京大學校長的前美國駐華大使。
第二次國共內戰的「蘇中戰役」爆發前夕（1946年7月），司徒雷頓走馬上任，開始了其在中國的外交生涯。可以說，他見證了中國內戰最關鍵和最重要的階段，親歷了國共兩黨強弱逆轉的過程。
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攻佔當時的首都南京。作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並未隨國民政府前往廣州，而是通過其秘書傅涇波向中共發出了願意直接接觸的信號。中共於是派出了原燕大學生、時任中共南京軍管會外事處長的黃華與之進行了首次試探性會面。
從5月13日首次會晤至8月2日最終啟程返美，司徒雷登與黃華一共密談了四次，還派自己的秘書與黃見面五次。大使雖然明確表示「華府無意捲入中國內戰，並打算逐步停止對國民黨政府的援助」，但雙方都在試探對方高層的真實意圖，因此措辭口吻都相當謹慎。
司徒雷登這一秘密外交使命的根本目的是要從中共方面取得「新政權不會與美國為敵」的保證，以此作為考慮與中共建立新關係的基礎。他還詢問是否可以在他回國述職前假道北平與周恩來會面，中共對此做出了積極的回應和安排。
可是，該方案最終遭到美國務院的否決。司徒雷登於8月2日離開南京返美，中美密談也由此無果而終。8月8日，毛澤東寫了那篇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
後來擔任過中國外長的黃華在其回憶錄中提及周恩來當年透露過的一個細節：司徒雷登曾通過民主黨派人士向中共轉達過以下口信，說如果新政權願在美蘇之間採取中間立場，不完全倒向莫斯科，美方願一次性給予新中國50億美元的貸款，以幫助其恢復經濟。
這一切最後當然都未發生，但如果相比1950年中蘇結盟之初蘇聯對華提供的援助貸款僅為3億，以及後來中蘇關係破裂和中美恢復邦交的歷史轉折，有學者也提出，中共當時作出的所謂「一邊倒」的外交決策是否是最佳選擇？
而今天的平壤政權也站在類似的十字路口：一邊是「同志加兄弟」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另一邊是國際頭號強權的「宿敵」美國。和中國同志的關係曾出現過一段時間的暗中緊張與不和諧，最近才有了明顯的緩和與改善；與美國的關係自韓戰以來長期敵對，最近雙方才釋放出積極的信號，「獅城峰會」算是達到了一個小高潮。
作歷史比較，很難找出兩個完全匹配的案例。但這不等於歷史事件彼此沒有任何可比性。相反，我們往往能從「今天」中能找到不少「昨天」的影子。
就自身地位及所處的國際環境而言，1949年的中共與2018年的朝鮮既有諸多非常不同的地方，也有若干類似之處：譬如，朝鮮目前只占半島的一半，中共當年也才奪得半壁江山；不同的是，中共尚處內戰之中，並未建國，而朝鮮作為國體已存在70年。
從態勢上看，中共當時在內戰中已開始從「防守」和「相持」階段轉為摧枯拉朽的反攻階段，「百萬雄師」渡過長江，南京被攻克，最終勝利幾成定局；國際上，背後有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作後盾，對西方的大門也並未完全關閉。再看今日之朝鮮：在內閉關自守，家族統治；在外非常孤立，外交餘地較小；常年推行「先軍政治」導致民窮財盡，國勢趨下。
另一個雷同之處是，對當年的中共和眼下的朝鮮而言，美方的援助表示事實上也給兩者提供了能夠「少一個敵人」的機遇。但不同的是，1）華盛頓當年所展示的「善意」是對勝券在握的中共的某種承認和期許，以及對國民黨腐敗政府的失望和厭惡；2）對平壤則是川普用來對付中國的一張牌和向國內民眾展示其手腕的舉動。
從國際環境看，兩者亦有類似之處：無論是當年的中共還是今天的朝鮮，背後都有一個比較強大和堅定的支持者（蘇聯挺中國，中國挺朝鮮），而這兩個後盾對受援者（當年的中共和今日之朝鮮）的戰略訴求雷同，即，讓其成為自己與戰略對手（美國）之間的一個緩衝地。
的確，對蘇聯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割斷了其與美國西太平洋前沿（日本、關島等地）的直接對峙；對北京而言，朝鮮在韓戰之後實際上一直是其與美國勢力之間的一個緩衝帶。
還有一個有趣的不同點是：當年的外交許多都是秘密進行的，這在科技先進網路發達的今天恐怕很難完全做到。更何況，無論是金正恩還是川普，都是喜歡通過媒體刷存在感的人。
歷史與現實：換位思考「擁核」問題
前面說到司徒雷登在離開中國之前，於1949年5月13日至8月2日之間，曾與中共代表保持頻繁的秘密接觸，甚至有望去北平與周恩來面談。當然，美方當時的最大訴求是通過經援來「買斷」中共新政權在蘇美之間的中立態度，並未對此外的其他方面作更多的設計。
根據上世紀八十年代解密的材料，就在美國大使1949年5月中旬與中共開始秘議的一個半月後（6月下旬），劉少奇便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對蘇聯進行了秘密訪問。這次密訪持續到8月中旬，也就是司徒雷登八月初離開中國之後。
一個是「密議」，一個是「密訪」。同樣都是個「密」字，卻派生出兩個截然不同的結果：密議最終流產，中美從此對立了二十多年；密訪確定了中共建國後 「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中蘇在之後的二十年裡建立了「同志加兄弟」的密切關係。
但同志歸同志，涉及到核技術，同志也不管用。
劉少奇那次去莫斯科，主要有兩個目的：1）爭取在建國後獲得蘇聯的政治、外交、經濟、軍事支持；2）按照國民黨政府與蘇聯簽訂的《友好同盟條約》這個模本，準備一份內容更加廣泛的雙邊協定。
但劉少奇也對蘇聯的核武器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老謀深算的史達林對此非常謹慎，只允許讓中共代表團觀看了有關核子試驗的紀錄片。史達林的意思很明確：我們可以為你們提供核保護，你們不需要為此再耗費精力和財力。
1952年，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蘇聯時，蘇方也未向中國同志透露原子能秘密。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莫斯科並不真正相信中共新政權，特別是毛澤東本人比較明顯的民族主義色彩。
反觀中國對朝鮮核計畫的反對以及對半島無核化的主張，似乎也能看到當年蘇聯對華核立場的影子。就連中朝在核武器研發基地的選擇上，似乎都有某種「異曲同工」的巧合：中國的核基地選擇在靠近蘇聯的新疆羅布泊地區，朝鮮則把核子試驗場安放在靠近中國的鹹鏡北道豐溪裡（「川金會」之前剛被炸毀）。
問題是，正如蘇聯當年的抵觸和限制反而加快了中國獨立研製核武的步伐一樣，中國對朝鮮擁核的反對也成了平壤「先軍政治」的某種助推器。金家三代都認為，你中國不顧蘇聯反對研製核武，為何現在卻來反對我做同樣的事？
同樣可以作比較的是，中國當年快速推進核計畫，開始當然不是針對蘇聯，而是因為在韓戰中公開與美國為敵後擔心華盛頓會對華動用核武。與蘇聯交惡後，中國的核武器客觀上也對蘇產生某種戰略威懾作用，但這已是後話。
同理，金正恩大張旗鼓進行核導試驗，現階段當然也不是針對中國，而是為了能夠在與美國的博弈中起到「保家衛國」的作用：保證金家的長治久安，衛護半島上自己的半壁江山。至於朝鮮一旦真正擁核也會對中國產生威懾效應，這只是某種「副作用」而已。
這一對比也反應了兩者的另一個相同之處：對公開的「敵人」或「對手」，自然不存在信任問題，但即便在同一陣營中，信任也是奇缺的。中國決定自力更生當然是為了應對美國的核威脅，但同時也是出於對蘇聯反對和限制的一種「逆反」。今日之朝鮮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還有，蘇聯當年反對中國擁核，也有害怕局勢失控的考慮。史達林有自己的全球戰略，不希望出現不可控的局面，干擾了自己的大棋局。他擔心北京「毛手毛腳」或「一時衝動」之下可能會草率啟動核武，或引發東亞地區的核競賽；也擔心美國由於過於敏感而率先按動核鈕進行「第一打擊」。
鑒於中蘇之間當時存在著《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旦出現這種失控局面，蘇聯將被迫拖入一場它不願意介入的核戰爭。今日之中國對朝鮮又何嘗沒有這樣的擔憂呢？
問題是，雙邊關係和多邊關係如何發展，均不是一方所能決定的。今天，朝中關係如何，朝美關係如何，恐怕均繞不開金正恩這位年輕睿智的玩家。
歷史與現實：平壤未來可能的選擇
1949年，中共作出了選擇。
當年「一邊倒」的選擇基於以下幾點：
1）中共自誕生之日起，中國革命與世界反帝鬥爭的潮流相結合的立場就已成為全黨的基本共識，無數黨員和志士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2）國內戰爭中，美國雖然曾在國共之間做過調停，但在政治、理念、以及到最後在軍事上都是偏向蔣介石政府的，意識形態之分涇渭分明。
3）二戰後冷戰爆發，美蘇對抗的國際基本格局更印證了這種二元對立觀念的實際存在及其合理性，並促使中共領導人最終放棄過渡階段的「中間道路」設想，在兩大陣營中擇一而處。
4）美國雖然開出相當誘人的援助條件，但其基本戰略和目標與中共的理念和願景相去甚遠，援助動機甚為可疑，說白了，就是中共方面對美方的「誠意」還持有本能的和有現實依據的疑慮。
5）蘇聯的援資雖然不及美國的豐厚，但在革命性質、政治理念和發展模式方面與中共相當契合，以至毛澤東及其同事們堅信，中國革命的階級屬性和民族屬性，唯有在蘇聯戰略框架下方能獲得最大可能的伸張。
回頭看，當年的這個選擇讓中共以及中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我們當然可以「做事後諸葛亮」，在後知後覺地基礎上去對過往事件作種種假設，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共的選擇是種必然。
那麼，2018年，朝鮮又會作何選擇呢？
這裡其實涉及以下幾個關鍵問題：1）朝鮮未來在中美之間會選擇「一邊倒」還是「中間道路」？2）在「一邊倒」的情況下會倒向哪邊？3）若走「中間道路」，會更偏向中國還是美國？
若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應該參考中共當年作出選擇時的歷史條件，從以下幾點入手：
1）「紅色血統」。這一與金家三代「正統性」有關的概念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子承父業」的血緣關係，亦即所謂的「萬景台血統」（金正日是金日成之子）和「白頭山血統」（金正恩是金正日之子）；其二是金家世襲與朝鮮勞動黨的理論指導均源自馬列主義及其與本國相結合的所謂「主體思想」。
2）歷史淵源。金家三代與中共以及中國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密切關係，兩國之間的同盟關係表面上還存在。金正恩不久前二訪中國時，重新強調父輩們建立起來的戰友情誼，不管是策略性的表示，還是發自內心的認同，也是對這種「歷史淵源」的某種肯定。
3）美方誠意。一如中共當年懷疑美方的動機和誠意，與美國交惡幾十年的朝鮮又焉能輕易相信華盛頓？川普在伊核問題上出爾反爾，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不久前還在提及用 「利比亞模式」解決朝鮮問題，川普對G7盟友達成的決議說扔就扔，這些都加深了平壤的疑慮。在夾縫中生存至今的朝鮮，其領導人對周圍的一切懷著本能的警惕，同時也練就了金家三代在各種力量之間尋找平衡和各個擊破的能力。客觀地說，現在「金少主」的魄力和能力要比他父親和爺爺更勝一籌。
4）體制匹配。朝鮮的體制是更接近中國還是美國？這恐怕是一目了然的事兒。還有，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表明，西方援助的背後總帶有某種「釜底抽薪」的圖謀。美國的花言巧語對一個相對落後和急於發展的國家來說當然具有誘惑力，但需要幫助的一方在有選擇的情況下自然會考慮和誰做交易代價最少。中國的援助當然也不會全部白給，但北京無意改變朝鮮的體制，這點基本可以肯定。
5）發展模式。「西方模式」雖然依然強勁，但問題越來越多；而「中國模式」卻正一路高歌，後勁十足。關鍵是，「西方道路」是從工業革命、殖民掠奪、議會政治、自由理念等發展而來的，而「中國道路」是從民族解放、馬恩列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奮進趕超這麼一路走來的。而且，在經歷了那麼多坎坷動盪之後，中共依然是中國的中堅力量，其領導地位不容置疑。這麼看，哪個模式對朝鮮的發展更有借鑒意義呢？
6）戰略目標。冷戰結束後，原先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陣營式對壘」已逐漸被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區域化合作」所取代。川普治下的美國正在退回到「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狀態中，而中國反而成為多邊合作和全球化的堅定擁護者。中國的戰略目標是建立帶動全球共同發展的雙贏多贏格局，美國目前遵從的則是「我贏你輸」邏輯。在這樣的背景下，朝鮮更願意追隨哪種戰略目標呢？
結語
綜上所述，平壤未來的選擇取向雖然還會出現波動，但大方向應該還是比較清晰的：
1）金正恩不會選擇「一邊倒」，因為這種外交模式只會束縛自己的手腳，限制自己的空間，而金本人是位喜歡游走于各方之間的博弈家。
2）金正恩會走偏向於中國的「中間道路」，因為中方不會危及他的政權，而且也有能力提供強有力的經濟援助。換而言之，無論從體制配置、歷史淵源，還是從可匹配性角度看，「中國模式」應該更適用於朝鮮。
3）金正恩將向美國以及西方世界逐步開放，一方面最大量地從中獲取經貿好處，同時也能在需要的時候對中國打「歐美牌」。
金正恩雖然答應實現半島無核化，但站在朝鮮的立場，平壤在「擁核」問題上應該不會很快自廢武功，徹底放棄。為了確保自己的家族利益和國家安危，金正恩會想方設法保持其核武潛力。但是，面對中美堅持半島無核化的共同決心，金在此次峰會後又將如何做到這點？我們拭目以待。
有一點似乎已顯端倪：平壤打算通過前一段博弈獲得的緩和機遇，學習中國，開啟「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在穩固家族統治的前提下，發展經濟，養精蓄銳，等自身強大了，再圖統一大業和更大目標。
人類歷史的發展也在印證著「變」是不變的法則。回望中國的改革開放，我們可以相信，朝鮮也不可能永遠置身於世界潮流之外。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考量，中國的今天應該是平壤願意追求的明天。
同時，我們也可以肯定，經過幾個回合的博弈，世界已經沒有理由再嘲笑平壤的這位「少主」了。在他的領導下，朝鮮正在逐步走出孤立的局面。
＊作者為旅居海外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