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要瀏覽一下中國如何談論美國衰落，也許能得到一些啟發。故事通常始於經濟不平等。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謝韜寫道，自一九七〇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處於主導地位」，各國政府「把經濟自由放在首位，主張減稅和監管，對社會平等的重視度明顯下降」。知名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認為，這種「新自由主義」浪潮始於「一九七九年撒切爾革命和一九八〇年的里根革命」，並導致「貧富分化」，經濟結構也產生變化。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聶文娟則認為，「在民主社會中，美國無法遏制金融資本主義在社會內的膨脹，無法對自身內部的既得利益集團進行刮骨療傷」，導致經濟停滯與不平等。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吳白乙強調，這些力量讓美國經濟「空心化」，科技和金融服務業的成功，卻造成出口和傳統產業萎縮。
在中國看來，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就是西方國家為上述趨勢付出代價的時候到了；之後幾年間，民粹主義和種族衝突更不斷升高，讓西方國家陷入癱瘓。中國外交部轄下智庫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出版的一篇論文就指出，「現在歐美出現的民粹主義，背後體現的是中下階層與上層之間矛盾的加劇」，因此產生金融危機。意識形態上的極端主義也日漸激化。金燦榮認為，「在觀念領域，極端主義思潮不斷擴展，民粹主義、種族主義等思潮日益活躍，變得更加公開化，影響力越來越大。朱鋒同樣認為，「美國和歐洲的『白人民族主義』勢力日趨活躍」。而科技放大了上述所有趨勢。一篇針對習近平二〇一七年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演說的官方評論，引述西方報導稱「西方世界秩序的最基本支柱正在弱化。在『後真相』時代，『自由民主國家』很脆弱地受到錯誤信息（資訊）影響」。
中國社科院一名學者指出，「信息爆炸」造成「社會極化」，演算法、針對式廣告和假消息都加劇了這種「信息爆炸」，因而「加速全球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傳播的動力源」，並造成「社會極化嚴重」。金燦榮認為，這些趨勢達到頂點就會形成自由倒退和治理效能不彰，「貧富分化必定導致中下層廣泛的不滿，中下層不滿一定會醞釀左右兩派的民粹政治盛行，民粹政治又必然有強人來利用，之後進入強人政治。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中國學者指出，二〇〇九年的茶黨（Tea Party）運動、二〇一一年的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還有特別是二〇一一六年的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皆是民粹主義已立足的證據。
到了二〇二〇年，西方國家苦於應對新冠疫情時，上述評估就被中國當局認為是正確的。習近平在這一年宣稱，「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對全球各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幾乎所有撰寫相關文章的中國作者都認為，中國已通過這次「大考」，而西方大體上則是不及格的。一篇發表在中國商務部網站的文章指，「疫情大流行表明，美國和西方國家越來越不能進行體制和制度上的改革和調整，陷入政治上無法自拔的極化僵局」。中國社科院的美國研究主要期刊主編也同樣認為，「美國聯邦政府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的官僚化和『小政府』傾向的弊端，在此次應對重大公共衛生危機中表現得非常明顯」，這樣的治理機制失調，會導致「美國國內政治極端化加劇」。
中央黨校一名教授顯然很滿意地指出，新冠疫情將助長西方的民族主義，並進一步破壞自由秩序。「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民族主義就已成為一股（支持中華民族）復興的趨勢。川普政府和英國脫歐更（為民族主義）帶來明星級的表現。」他認為，新冠疫情將「進一步強化」這些有利於中國的趨勢。吳白乙認為，經濟慘況、社會動盪、應對新冠疫情不力，意味著「這個自視為『人類燈塔』的國度陷入持續而激烈的社會抗爭⋯⋯混亂和撕裂讓人們普遍有窒息之感」。因此，中央黨校一名前副校長認為，疫情「進一步推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袁鵬則認為，美國對新冠疫情應對無方，導致「軟硬實力同時受挫，國際影響力大幅下滑」。
許多人認為西方體制的衰微複雜難解，相信西方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謝韜就指出，對「所謂『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重視，產生的政治「更多是一種自我表達和要求得到尊重的訴求，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再分配」，因此要解決導致不平等的結構性根源更加棘手。北京外國語大學一名教授也認為，「美國政治體制對這兩股力量（左翼與右翼民粹主義）的吸納和消化，恐怕不是一次大選投票就能解決的」。有些人認為，治理失能將會長期持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發表的一篇論文就推測：「民粹主義在認知上的根源將會長期存在。」謝韜認為，這個民粹主義階段「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十年或者二十年」。而兩黨政治的功能失調也很可能會伴隨民粹主義而產生。金燦榮在中國國防部網站發表的一篇文章就指出，「美國國內兩黨之間的矛盾也非常深」。
中國外交學院教授聶文娟也認為，「疫情加劇了（改革）的急迫性，但美國的政治家們似乎還未找到答案」。她認為，即使政府領導人更迭，美國很可能也只是圍繞著國家的結構性問題「修修補補」。吳白乙則認為，美國面臨著嚴重的「美國病」，他將這種病比作過去形容其他國家治理失能的「荷蘭病」和「拉美病」；他宣稱觀察家們不能再對美國的「『自我糾錯能力』抱有幻想」：經濟的大餅在縮小，「一般製造業萎縮」，好的工作機會日漸稀少，出口減少，經濟朝向科技與金融服務業傾斜—這一切都加劇了不平等，也「收窄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機遇通道」；他還認為美國的政治體制也失能，「無論某項議案的民眾支持率為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一百，均不影響它在國會通過或被否決。」由於兩極對立嚴重，因此美國治理失能的根源無法解決，他認為這導致惡性的「循環往復」，「更造成美國社會階層鴻溝不斷擴大，制度妥協餘地越來越小，國家決策與『以人民為中心』的宗旨漸行漸遠。」
金燦榮指出，從這種情況產生的「大趨勢」之一，就是美國將不再是唯一的超級強權。他認為「世界結構正在從一個超級大國、許多大國（一超多強）轉變為兩個超級大國、許多大國（兩超多強）」。這是一項重大宣示，因為數十年來中國眼中的世界，一直是只有美國這個唯一的超級強權，這也是中國形塑大戰略時最重要的因素。如今，不僅中國眼中的世界改變了，而且在菁英階級看來，由於他們相信美國正走向衰落，世界重返「一超多強」似乎也是合理的─只是這回的「一超」是指中國。很多人都認為，這就是中國的全球大戰略的最終目標。
危機與機遇
如果「大變局」代表的是實現民族復興的機遇，那麼民族復興又是什麼意思？ 中國的民族復興目標是否即為在二〇四九年之前取代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西方的圈子裡對此仍有爭議。但當今在談論民族復興與「大變局」時，往往隱含這樣的涵義，有時甚至會明確表達出來。例如，即使是張蘊嶺（他是資深學者，有時會擔任中國外交部顧問，通常主張自由的外交政策），都曾在一篇相關文章中將民族復興與超越美國相連結。他寫道：「歷史上，中國曾是世界上綜合力量最強的國家⋯⋯預計到二十一世紀中期，即二〇五〇年，中國將可在綜合實力上居世界首位，完成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他在另一篇文章寫道，「上個百年最大的變化是美國力量不斷提升，由超越英國，打敗德國、日本到蘇聯解體，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但現在，「在二十一世紀上半期，最有可能的變化是中國的綜合力量超越美國⋯⋯這無疑是自西方工業化以來最重要的力量格局轉變。」
「大變局」帶來報酬，也帶來風險。習近平在首次提出「大變局」概念的演說中，形容這個過渡期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之後他在多次談話中強調這種論點。在一次有關「大變局」與民族復興的演說中，他說：「我們面臨著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臨著一系列重大風險考驗。」在二〇一八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他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又說，「變局中危和機同生並存」。這些機遇和考驗究竟是什麼？ 中國二〇一九年的白皮書《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提供了答案。白皮書中有一小節詳細探討「大變局」，就劃分為機遇和挑戰。其內容與學界的相關評論都有力顯示，「大變局」的機遇來自美國退出世界舞台與漸趨衰落；風險則來自美國在自身的衰落趨於明顯之際，對中國崛起施加更強大的阻力。
＊作者杜如松（Rush Doshi），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中國事務主任，是拜登政府中研擬中國政策的首要幕僚，同時也是「布魯金斯中國戰略倡議」（Brookings China Strategy Initiative）的創立主任，以及耶魯大學「蔡中曾中國研究中心」（Yale’s Paul Tsai China Center）研究員。過去他曾任職於拜登與柯林頓政府的亞洲政策工作小組。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