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因為當天是工作日，臺灣人都要上班，陸客則對二二八紀念館沒太大興趣，所以整個展館靜悄悄的，幾乎就我一個遊人。我靜靜的走，靜靜的聽，展室四圍掛滿巨幅畫像，受難者栩栩如生地環視著我，我仿佛在他們中間穿行，在跟他們的靈魂對話。
作為一個曾經的歷史研究者，對二二八的前世今生，當然不會陌生。但儘管如此，親歷二二八紀念館，還是讓我大開眼界，收穫了很多聞所未聞。
印象中的二二八之變，跟當今的「突尼斯革命」差不多，都是街頭小販遭遇國家暴力，然後群情激憤，官逼民反。只不過「突尼斯革命」成功了，二二八失敗了。但二二八紀念館披露的史料告訴我，這只是歷史的一面。歷史的另一面是，二二八同時也是一次流產的政治變革。
變革的動力來自臺灣民眾。一方面，國民黨統治腐敗無能，「劫收」狂潮席捲全島，社會經濟狀況急劇惡化。到底惡化到何等程度？舉一個例就夠了：國民黨接收後，臺灣刑事發案率一年內劇增26倍之巨。深受其害的臺灣民眾，怎麼可能不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國民黨接收臺灣後，對本地人公然歧視和排斥。《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報告》對此論述頗詳：
就政治上言，日據時期台人無論在行政上、專業上及技術上均難獲公平地位。臺灣光復，不少台人抱有幻想，認為此後應可自治，當時有些知識份子以為臺灣光復後將由台人治理臺灣，他們甚至以為謝春木可為省主席，其餘有聲望之台人均可領導臺灣。
臺灣知識份子的參政熱情因此空前高漲。1945年4月15日臺灣首屆參議員選舉，30個席位，角逐者竟多達1180名。他們以為「祖國」真的把他們當自家人，事實卻很快擊碎他們的一廂情願。陳儀長官公署9個重要處會18位正副處長中，只有一個副處長是台人，縣市長中只有3個是台人。臺灣其他官營機構，台人甚至欲求小小主管而不可得。更令台人尤其臺灣知識份子深感羞辱的是，國民黨接收後，立即宣佈國語為唯一通用語言，取締日語。原來慣用日語的絕大多數台人尤其臺灣知識份子，幾乎一夜之間淪為文盲，個人上升通道隨之中斷。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頒佈實施後，台籍政治精英會力主縣市長直選，推行地方自治。他們無非是想突破政治壟斷，為個人、也為所有臺灣父老爭取更多公平發展的機會。
有這樣普遍的社會心理做基礎，228事件自不難迅速轉向，從最初的民眾暴動，迅速轉向政治變革。民眾自治機關「處置委員會」公佈的「三十二條要求」，政治方面的第一條，即為「制定省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規範」。另有如下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