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被「中國化」逼出來的本土意識，讓香港走向完蛋地崩潰

香港久違地重返到了世界史的前台。照此下去香港就會完蛋地崩潰，或至少有存亡的危機。危機的根源是香港中國化與對此反彈的高漲本土意識的兩者對立。

失敗者回憶錄181：本土意識的濫觴

2019年7月，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並在世界上引起震動。這時，我接到日本一家出版社提出翻譯我2013年出版的《香港思潮》的要求。事隔六年之久，為什麼日本出版商不是針對當前政治事態出版「反送中」的書，而是要出版六年前的《香港思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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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幾句話，點出了香港「反送中」運動發展到「完蛋地崩潰」的根源。日本觀察家從根源處想到翻譯我六年前這本書。

本土意識的興起絕不是我帶動的。2013年底出版這本書的時候，本土意識已經出現好幾年了。但這本書卻是把香港本土意識興起的香港、中國、國際等因素較全面地作出剖析。書中文章是我多年在《蘋果日報》的社論彙集。不少人反映，這本書通俗易明，為他們已有卻不太成熟的想法提供了理論與實例的根據。

幾十年逐漸移居香港的大陸人，除了享受在法律保護下的自由競爭和安居樂業之外，生活上保留着中國的傳統文化、習俗和南方人的語言和生活方式。他們在英國保護傘下得享自由和法治，但大部分人沒有政治意識，若有，也都是關心大中華（兩岸）的政治嬗變，支援革命、抗日、新中國建設等等，而極少關注本土政治權利和本土利益。我自己及那些當年為中國、為香港爭民主的人士，也是從關懷大中華的情懷走過來的。

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香港百萬人支援大陸民主運動，很大程度上出自期望中國能朝民主發展，因而使九七主權轉移後，香港的宗主國仍然是民主國家。因此，作為民主派主導力量的民主黨和支聯會，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每年的七一遊行，以及投入議會在體制內對行政當局的制衡，訴求對象一直是中共操控的「一國」。換言之，尋求或爭取的，是「恩賜的政治權利」，而不是立足於本土的民主。

另一方面，就是中國政策及大陸人對香港人權益的侵凌。之前談到大陸人在香港自由行對港人生活的擠壓。2009年特區政府奉中央之命，在立法會強制通過建設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高鐵香港段，路程短，比已有的鐵路快不了多少，造價卻是全球最貴，而目的就是可以使中國邊檢站伸展到香港市中心。網民發動反高鐵抗爭，目標是不顧香港利益、一味迎合中共發展全國高鐵連線的特區政府。大批社團參與反高鐵行動。但泛民主派政黨沒有參與。

反高鐵之前，香港就已經發生一連串的文化保育社會運動，爭取保留港英時代的建築。這種保育社運潛藏着對舊歲月的懷念意識，和對九七後改變的不滿。

反高鐵後就不斷爆發反對中港融合、反對大陸全面侵蝕香港的社會運動，反蝗蟲、反雙非（即父母皆非香港居民而以旅行方式在香港生嬰兒）、反新界東北發展、反水貨、反搶奪奶粉、反國教（設立以愛國民族主義情感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科）等連續出現。

2011年，香港學者陳雲出版了《香港城邦論》，針對自2010年以來的中港矛盾，指香港應採取中港區隔的措施，捍衛本土利益，維護英治時代留下的典章制度，最終達致與中國政府互惠互利，甚至改革中國政治體制，使之逐漸民主化。

陳雲提出的「香港城邦論」，為香港的本土思潮提供了理論根據。

但佔據立法會議席的泛民主派，卻公開排斥本土意識。他們仍然抱著「愛國不愛黨」「反共不是要反中」等觀念，支持政府優惠新移民政策，亦反對社會上壓制大陸客掃貨的行動，甚至舉行記者會公開反對本土化。

香港從港英時代到主權轉移，都沒有本土意識。本土意識是被逼出來的。逼迫者不僅是中共及其政策，而且是那些當初不顧本土利益、一味擁抱大中華的泛民主派。

失敗者回憶錄182：特首豬狼之爭

他是一個工於心計、缺乏誠信、言辭閃爍的人。支持他當特首會害了香港。

九七後，香港守不住原有這一制、向中共那一制徹底淪陷，相信是以2012年特首選舉為轉捩點。在那次所謂選舉中，中共最終放棄有香港傳統富商和高官背景的唐英年，選擇長期栽培、滿腦子中共權力意識的梁振英當特首，開始了兩制邁向死亡的路程。

儘管這仍然是小圈子選舉，但競爭激烈程度為香港前所未見。而競爭亦反映了中共對香港政策的內部權鬥。

在梁振英之前，中共為維持香港的穩定，尤其是讓香港人及國際社會認定香港原有制度不變，因此在社會上，倚重香港原有的華資勢力作為經濟支柱；政治上，就倚重原有的公務員團隊。第一任特首是香港商人董建華。繼任者是港英時代高官、擔任公職近四十年的曾蔭權。

對曾蔭權，由於他長期在英國人領導下服務，按中共的敵情觀念，對他是不放心的。我相信也因為這緣故，曾蔭權在許多問題上，如文革，如六四，不能不考慮靠近北京的立場。但總體而言，我認為他是歷任特首中最為香港人著想的。

曾蔭權一直想在中共與香港人之間，找到一個雙方能夠接受的雙普選方案。他聲稱，只要有任何一個普選方案獲得60%的支持，他就會上呈中央政府。在他力促之下，中共同意2017年實現特首普選，並在三年後的2020年，考慮立法會全面普選。

2010年，立法會通過了民主黨與中聯辦協商後的政改方案。儘管香港有不少人反對民主黨的妥協，但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則是曾蔭權沒能掌控政治局勢，使中共被迫讓步。

第二年中，香港社會開始議論下一任特首的人選。我於是在《蘋果日報》社論中提出了在中共一黨專政之下，繼任特首需怎樣才能跳出事事奉迎北京的奴才德性困局。我想到了幾點：一、要使北京對繼任者的對黨忠誠有信心，不需老提醒著「愛國愛港」（實際上是「愛黨」的代名詞）；二、繼任者會從保護香港利益、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立場去聽取及配合中央意圖，而不要老是去揣摩、去迎合中央並沒有的意圖；三、此人必屬傳統左派，故沒有對傳統左派「親」和對民主派「疏」的必要。

我認為只有一個人最適合，就是曾鈺成。他是建制派第一大黨民建聯的創立者和第一任主席。許多人懷疑他是共產黨員。我根據幾十年的觀察經驗，認為：有理想的共產黨員未必不可敬，而刻意迎合強權的外圍左派反而更可怕。

這篇原題為《曾鈺成是下屆特首的最適合人選》的社論，發表前老總有點擔心讀者會以為《蘋果》轉態變親共，終於社長決定在題目後加一問號。

不久，我過去在左派陣營中的老領導的女兒約我吃飯。這位女士，我一直認為她是我的追隨者。我與她爸爸商議辦《七十年代》時，她還是小學生。後來她去了英國留學。在《七十年代》受左派杯葛時，她給我來信支持。在《九十年代》休刊號上，她以筆名發表一首詩，其中一句是：「我們雖放下了《九十年代》，其精靈，卻如日月星辰……」。她在英國讀完大學後回香港，在港英時代當上高級公務員。九七後離開。她喜歡找我聊天，談她的工作和生活。她父親去世後，我們仍然保持接觸，談文說藝。

但這次見面，她說她參加梁振英選特首的競選團隊，希望我也支持。我斷然拒絕，並告訴她我數十年來對梁振英的觀察了解：他是一個工於心計、缺乏誠信、言辭閃爍的人。支持他當特首會害了香港。但我沒能說服她。因為我看得出她負有中共交待的任務。而且我恍然大悟自己看錯了人：以為她是我思想的追隨者，實際上她是中共在香港的權力繼承者之一。她帶了一些梁振英參選的文宣給我，我說我只會扔掉。因這件事，我們以後幾乎沒有來往了。

接下來，就是唐英年和梁振英宣布參選。我在《蘋果》社論寫了一篇題為《在豬與狼的兩難選擇中，還是豬好些》。狼，比喻心狠手辣的梁振英；豬，比喻在鏡頭前的言辭、表現有點笨拙的唐英年。這比喻使「豬狼之爭」流行一時。但豬其實並不蠢。唐在回歸前曾被委任為立法局議員，後又從功能組別參選立法會，02年任工商局長接著任財政司長至今。既有選舉經歷，又有高官資歷。在財政司長任內，以免除遺產稅和紅酒稅而備受讚賞。此外，他出身香港企業世家，父親與江澤民體系的上海幫關係密切，本人也得到香港商界支持。

論條件，唐英年比梁振英好得多。他繼任特首本已成定局。但中共地下黨和中聯辦認為香港大商家和「港英遺孽」都靠不住，最可靠還是「自己人」。而潛伏多年一直說自己「N 年都不選特首」的梁振英是不靠商界、與港英政權無涉，被中共認為「社會關係清白」的「自己人」。因此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向當時主管港澳事務並即將當上總書記的習近平進言，改為欽點梁振英。這是中共接管香港權力的轉捩點。

梁振英在民調中本落後於唐英年，但他在中共支持或提供資料下，引爆唐英年婚外情和房子違建兩枚炸彈，將唐英年民望壓下去。再經中共非公開的動員，梁振英以689票當選。而差不多同一時候台灣的總統大選則馬英九恰恰以689萬票當選。是香港特首當選票數的一萬倍。李嘉誠在投票日，公開表示「我會投唐先生」而被認為與中共的政治關係斷裂。

梁振英當選後，即被揭發他的大宅也有違建。他上任的七月一日，香港大遊行的主題之一是「梁振英下台」。上任後兩年，又被揭發私下收取澳洲企業5000萬港元。

他接下來的表現，讓我想起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筆下的政治人物：「靈魂充滿了卑鄙，口袋充滿了贓物，嘴巴充滿了謊言」。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