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運動，自1960年代就開始，主張障礙者也是人 （無論是否需要密集支持/被評估為重度或極重度損傷），和你我一樣有權利住在社區，而非住在24小時被「管理」、集體生活的住宅。2006年聯合國通過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稱CRPD）第19條明示，障礙者有權利選擇住在哪、跟誰住；障礙運動指出「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幫我們做決定」。
我國政府於2022年八月一日至三日邀請五位國際審查委員，針對政府執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現況進行審查，其中針對CRPD第19條「自立生活和社區融入」，我們很驚訝大家談及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sation） 時，直接就跳到：「去機構化，就是關掉機構」，然後說要關掉機構不應該操之太急，因為社區支持服務還沒有長出來。
第一，我們要澄清：「去機構化」，不應該被簡約解釋為「關掉機構」。「去機構化」應當被解釋為「服務社區化」，亦即「提供居家與社區式的服務」，如居服、個人助理服務。當社區式的服務充足、可以滿足需求，住機構（institution） 不再是障礙者和家人的唯一選擇，當沒有人再住進機構時，機構自然就會自己關掉了。我們要的是不要再蓋機構，不要再把「人」送進機構。
第二，我們要問，哪一個國家的社區支持服務是充足的？如果該國不是提供直接給付 （direct payment） 24小時的個人協助/個人助理服務，即使是先進國家，社區服務的提供很難和障礙者的需求同步，如同長照社區服務也一直不能滿足住在社區的長者。因此，我們不能因為說社區支持服務還沒有到位，就以此為藉口，繼續朝機構式服務發展。
第三，去機構化在我國倡議已經20年，而非今天才談，何來「操之太急」？但遺憾的是，國家障礙福利資源，挹注在社區，20年來「幾乎」是零成長。
第四，我們要告訴社會大眾、家長及政府/衛福部，去機構化/服務社區化有三種途徑：
（一）不要再蓋機構了，不要再把人送進機構，把蓋機構的經費移轉到社區。
（二）針對那些社區支持服務時數不足的障礙朋友，以及外籍看護跑掉的，不要再說服、安排這些障礙朋友住到機構，而是提供時數足夠的社區服務。
（三）讓那些想從機構搬出來的障礙朋友，可以選擇住到社區，把教養補助費移轉到社區的社區服務。
當政府這三項都執行時，機構不需要「被」關掉，其將會被自然淘汰，因為大家都可以住在社區，就沒有人住在機構。當社區居住也是一種選擇，社區的支持服務是充足時，「住在社區生活」不僅可以和家長有更緊密的互動，我們的家長也會更放心而非憂心。
第五，雖然我國的CRPD已經經過兩次（2017、2022年）國際審查委員的審查，但很不幸的，我們政府的政策是繼續蓋機構，當我們障礙者生活在社區服務時數不足時、外籍看護跑掉時或是家人沒有能力支持你時，只鼓勵你、安排你住到機構，我們障礙者不斷地被安排住到機構，而這些障礙者的聲音被聽到了嗎？「沒有我的參與，不要幫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針對這個去機構化議題，真的落實了嗎？事實是，我們的障礙政策繼續「機構化」（institutionalisation），和CRPD 的「自立生活和社區融入」完全相左，障礙者在我國要有尊嚴地住在社區，在第二次的國際CRPD審查結束，似乎還是遙不可及，已經被稀釋為：「關掉機構，不要操之太急，因為社區服務還沒有準備好」。
我們障礙者期待的是：
（一）不要再蓋機構了，不要再把人送機構，把蓋機構的經費移轉到社區。政府中長期計畫指出，在2027年之前要再蓋13家機構的預算，應將經費移轉到社區的個人助理服務，個人助理服務的預算，納入公務預算，而非只從彩券盈餘，而非只有一年七千萬，提供30萬有密集支持需求障礙者的社區支持服務。
（二）針對那些社區支持服務時數不足的障礙朋友，以及外籍看護跑掉的，不要再「說服」、安排這些障礙朋友住到機構，而是提供時數足夠的社區服務，不要使住到機構成為唯一的選擇。
（三）讓那些想從機構搬出來的障礙朋友，可以選擇住到社區，提供這些想住在社區的朋友，可以負擔的社區公寓，如可負擔的社會住宅，把教養補助費移轉到社區的社區支持服務。
（四）除了找專家學者外，讓有用到服務的障礙者本人充分參與政府的住宿服務的規劃，讓障礙者本人的聲音被聽到，落實聯合國身權公約CRPD強調的「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作者周月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教授; 張宗傑為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理事長；聘用外籍看護之輪椅使用者; 鄭佩淳為使用個人助理之輪椅使用者（個人助理時數不足，多半由家人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