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為使經濟孤立發揮作用，制裁者開始重新定義國際法以限制自由航行及中立交易權，規範所有的國家、公司與個人都必須加入孤立侵略者的行動，因而改變全球民間貿易、外人投資與資本流向。但企業、銀行及投資人均厭惡和平時期的制裁，因為在經濟戰結束後，必須辛苦重建並保護其全球網絡。他們想要一個不受政治干擾的法制與經濟秩序，使業務及資產遠離中斷、價值蒸發或沒收的危險。
經濟制裁對中小型經濟體較有效
即使如此，一戰後對中小型經濟體的一些制裁案例，仍有取得成果。如1921年，南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爆發軍事衝突，國際聯盟對其實施經濟制裁，南斯拉夫很快地妥協退讓［圖1］；1925年，希臘和保加利亞發生邊境衝突，希臘入侵保加利亞。國際聯盟譴責希臘、呼籲撤軍，並公開討論經濟與金融封鎖及賠款，希臘獨裁將軍潘加洛斯（T. Pangalos）因而改變行徑並接受國際聯盟調停；1940年，西班牙尚未決定維持中立或加入希特勒的軸心國，美國即以停運石油相脅，使西班牙獨裁領導人佛朗哥（F. Franco）在失去戰爭資源的情況下，決定中立，美國則很快恢復石油供給。
但制裁對於強大威權主義國家的效果，則適得其反。1935年，法西斯義大利入侵衣索匹亞，全球4分之3的國家切斷與義大利的經濟關係，雖嚴重消耗義大利金融與經濟實力，仍未能及時搭救衣索匹亞免於被占領。納粹德國與日本更因此警覺到，自己將是下一個制裁目標，分別擴張領土、動員民眾支持，力保經濟自主，以加強韌性。日本更在美國實施禁運石油等戰略物資的制裁後，偷襲珍珠港並攻占東南亞多處，提前發動太平洋戰爭。也就是說，當國際制裁者尋求更有效的制裁，極端民族主義者則會進一步想辦法自給自足，制裁措施與被制裁者回應均不斷加碼，雙邊陷入盤旋上升的不穩定動態。
二戰後，美國對古巴實施禁運，卻從未達成終結其共產政權的目標，反而激起古巴政府加強控制，並團結民眾反對山姆大叔殖民者，禁運行動收到反效果。同樣地，美國陸續以違反反毒、反恐、人權、貪腐、民主，以及獨裁等理由，對委內瑞拉施以金融制裁、禁止武器交易、制裁石油公司，也未能攆走長年掌權的總統馬杜洛（N. Maduro）。
此外，南非在長期經濟制裁、越來越嚴厲的金融杯葛及國際政治壓力下，終於使少數白人政府結束種族隔離，並為統治權和平移轉至多數黑人鋪路，但制裁自1980年代起，前後費時數10年方有所成；伊朗也是在多年經濟懲罰及油價崩盤之後，才就其核武規劃坐上談判桌；至於北韓金正恩，他對嚴厲的國際制裁嗤之以鼻，至今不改其強化核武和彈道飛彈軍備的行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