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明、王軍濤等學界力量也有介入，力量非常微弱，既無法實質性影響中共高層，亦無法讓廣場民運達致共進共退，即便他們溫和理性，仍然擺脫不了幕後黑手的命運與牢獄之災。
學生們沒有及時退回校園，只有百分之六的人認為是失敗的原因，這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原因。事實也確實如此，當時留在廣場的學生並不多，特別是北京主導學生運動的學生領袖們已經意識到中共鎮壓可能帶來巨大的風險，所以要求廣場學生主動撤離廣場，但外地學生們正在趕往北京的路上，侯德建、劉曉波們又開始在廣場上做起了民主大學，形成最後一波小高潮。但這樣的和平行為，並不對中共政權構成實質性威脅，中共犯不著對手無寸鐵在示威者出動坦克進行屠城。
當然，如果廣場完全平靜，沒有聚集守夜抗議的人群，（1989）六三之夜還有後續的對抗軍人的直接衝突會少很多，但這種假設非常難以成立，主要因素是學生並不從屬於某一個組織，整個學運、民運，更多因素是自發的，出現學生組織，也是自組織形式，在廣場上維護秩序、組織力量和平地阻止軍人進京，以及組織學生與政府對話，都能發揮作用，想通過這種自組織來完全消解廣場抗議行動，能夠共進共退，幾乎無法達到。
再則，六三之夜在長安街等地阻止軍人進城，也是自發行動，北京並沒有發生暴亂，沒有人衝擊政府，中共動用坦克、荷槍實彈挺進北京，是非法的軍事政變，百姓阻止、抗議，都是合法的，出現一些石頭、磚塊襲擊，造成一線軍人認為北京真的發生了動亂，因為這些被命令進京的士兵對北京民運、學運並不知情，這也是大民主運動過程中常有的事態。如果中共是正大光明的軍事行動，為什麼不選擇在白天？黑夜進入抗議常態的北京城，本身就是一次政治軍事陰謀。
真實的原因總是深藏幕後
29年前，我是第一批（1989年4月17日上午）到天安門廣場上遊行示威的學生，當時我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碩士研究生，六三－六四之夜，我撤離廣場的時間是早晨5點左右。現在回想起來，一切歷歷在目。
紀念胡耀邦，我們只是找到一個上街的機會或合法藉口，但紀念耀邦，本質上是搧了鄧小平的臉面，因為胡耀邦是被鄧小平廢黜的中共總書記，而趙紫陽高規格紀念胡，更使鄧對趙心懷不滿，學潮之時，趙與蘇聯總書記的談話，談及鄧小平是中共中央重大決策的幕後決定者，被央視公開，無論趙的動機如何，結果是整個運動轉向倒鄧，而此事件對鄧的傷害、對鄧趙分裂，造成了致命的後果。
現在看來，無數的市民、學生紀念胡耀邦，還有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高規格紀念被鄧小平廢黜的總書記，都犯了中共大忌，更使鄧小平嫉恨。而學生們的對話物件鎖定在總理李鵬，使李鵬被動並心生恨意，李鵬的權位之上，既有總書記趙紫陽，更有垂簾聽政的鄧小平，他只是一個聽差的，與他對話毫無意義。而學生們一直要求與中共高層對話，得到的是一次次欺騙、拖延、扯皮。學生們要通過對話解決中共的腐敗問題、民生與民主問題，並上升到憲政民主制度層面，為了實現有價值的公開對話，學生們不惜絕食、絕水，並與市民一道阻止軍隊進城的軍事干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