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發現，關於這一時期的民族主義運動，人們習慣將其分為「積極的」和「消極的」。譬如，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自治或平等的鬥爭屬於前者；而突出本民族的優越、鄙視和壓迫其他民族則屬於後者。放到德國的語境中，前期抗擊拿破侖佔領的民族主義被認為具有積極意義，而後期威廉時代的擴張式民族主義則具有消極意義。但許多研究表明，這樣的區分法難免片面和簡單。
民族主義其實一直象羅馬神話中的雙面門神（Januskopf），積極和消極因素存於一體，很難區分。至於民族主義最終究竟是「神性」還是「魔性」的抬頭，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時的政治局勢。縱觀世界歷史和現實，被壓迫者變成壓迫者、受害者變成作俑者的例子比比皆是。究其原因，並不複雜，因為引領民族運動的精英本身就在不斷的變化中。
威瑪共和：生於「原罪」，死於民主
提到威瑪，自然會讓人想起德意志歷史上的第一個民主政體：威瑪共和國。
對德意志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與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互為因果。隨著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和他的兒子普魯士威廉王子（Prinz Wilhelm on Preußen）的「被」遜位，第二帝國壽終正寢。之所以說「被」遜位，因為此決定非皇帝親自宣佈，而是由當時的宰相馬克西米連·馮·巴登（Prinz Maximilian von Baden）出面公佈的。個中的原因非本文重點，在此省略。
1919年2月至9月，德意志制憲國民會議（Verfassunggebende Deutsche Nationalversammlung）在威瑪舉行。與「古典威瑪」時期不同，這座優雅的小城這次偏離了其「文化首都」的傳統定位，在命運的捉弄下被動地成為決定德意志命運的政治中心。
威瑪這次之所以被選作國民會議的會址，除了 「避開政治動亂之柏林，在安靜的環境下從容議政」這個原因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一戰失敗後，德意志對內對外都亟需一個新的開端和新的象徵。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德意志的政治精英們意欲打造一種代表共和新政的「威瑪精神」，以此來取代此前代表普魯士武力崛起的「波茨坦精神」。
威瑪國民議會最困難的課題，並非在於制定憲法，而在於決定是否在苛刻的《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如果簽，德國將被解除武裝、失去大片國土、支付巨額賠款、放棄海外殖民地，這是朝野官民都很難接受的結果；如若不簽，戰事將繼續，最後德意志或許會從歐洲版圖上消失。面對這兩難抉擇，國民議會最後決定接受《凡爾賽和約》。就這樣，新生的威瑪共和國雖然實現了民主共和，卻從一開始便難以贏得民心。因此，有人將簽署《凡爾賽和約》稱之為威瑪共和的「原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