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因為我批評得對，它才有這樣的反應。如果說不中，它何必反應呢？」
失敗者回憶錄147：余英時與《九十年代》
中國思想、文化史泰斗余英時先生，於2021年8月1日辭世。歿後大半年來，網上關於余先生的話題不絕，台灣陸續有關於他的出版物，連他平日的閒談都出了「談話錄」，掀起台灣和海外讀書界的一陣「余英時熱」。
新出版顏擇雅編的《余英時評政治現實》，收錄了余先生歷來對時政的評論文章和訪談，包括從未公開發表過的、2020年書面回答香港某媒體的「展望香港的前景」。當時《香港國安法》已經生效。那是余先生去世前約一年，健康狀況相信已不佳。他回信說為答所提問題花了許多時間，「但你們如果覺得不合用，就請棄之字紙桶中，我決不介意，不過請告訴我一聲，我可以留作他用。我是因為香港是我的一個故鄉，才為此全心全力完成此文。」
此文果然沒有用。我讀到這裡，真是心有戚戚焉。從最自由的地方，淪為最不自由的地方之一，真個是只在頃刻之間。
書中最後一篇，是我1982年10月對余先生的訪談。此文發表在《七十年代》1983年3月號，原題為《訪余英時談傳統文化與現實政治》，很可能是余先生以歷史學者的身份，最早提出對時政的批判性意見的談話。談話頗長，錄音整理後給余先生過目及補充。這篇文章1990年收在我的《知識分子與中國》一書中，2019年香港青年作家陳雅明為我編了一本《李怡語粹》，收進三篇訪談錄，包括徐復觀、勞思光和這篇余英時的訪談。
我在前文中，曾說過深受徐、勞兩位教授的影響。但其實應該還加上一位余英時先生。只不過我與余先生接觸不多，較少私人交往而已。
1982年訪談的內容很廣闊，他最後總結說「關心中國前途的人不能沒有歷史文化的深度」。我想他這句話若換一個講法，就是具有歷史文化深度的人，不能不關心中國、台灣、香港的前途。也許這是他以後更關注兩岸三地局勢的變化，願意接受關於時政的訪談和邀稿的原因。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這句話說明人類社會的悲劇何以會不斷重覆出現的原因，也說明歷史教訓對人類社會是何等重要。然而，在專權政治下，歷史著述大都為當權者服務。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的名句是：「誰能掌握過去，就能夠掌握未來；而誰能掌握現在，就能掌握過去。」掌握歷史的話語權，對許多國家掌權者來說至關重要。
因此，一個學貫中西，真正認識歷史真相，又能夠誠實地以古鑑今的學者，他能夠評論時政，對人們思想的導正，是多麼重要。我個人在余先生評論政治現實的訪談和文章中，也受到很大啟發，思想獲益匪淺。
比如在1982年訪談中，談到中國的統一問題。當時我已經從政治現實中，認識到在專制政權仍然存在的情況下，中國絕不該尋求統一。但在海峽兩岸都實現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情況下，如徐復觀先生所言，統一就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深諳歷史的余先生就認為，天經地義的大一統，無形中也淹沒了很多東西，「很早的統一，書同文，車同軌，人們歌頌秦始皇的功業，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沒了」。他認為，今天對統一問題應該採取開放態度加以研究，「不能武斷地、不加思索地認為統一就是天經地義……。如果用政治強力來統一香港、台灣，恐怕不用幾年，現在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
這以後，余先生給《九十年代》寫過好幾篇文章，也接受過我幾次電話和面對面的訪談。1990年六四週年，他給我們寫了文章。《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他也寫了篇短文勉勵。1991年2月，我參加夏威夷大學一個有中港台與海外著名學者參與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反思》研討會，與余先生相處了幾天，深感他溫良隨和。他應我邀請，爽快為我們台版的週年題字，上寫：「一言可以興邦 一言亦可以喪邦 故立言者不可不慎也」。
余先生最重要的議論時政的長文，是1996年中共因台灣舉行總統直選而向台海發射飛彈，余先生在三至五月共寫了三篇文章，分別在北美《民主中國》網頁和台灣《中國時報》發表。《九十年代》在1996年11月號節錄了余先生其中一文《海峽危機今昔談》的若干段落。我也用電話訪問余先生請教他「中國人能否超越民族主義激情」。
余先生文章引用一位法國社會學家提出的「羨憎交織」的觀念，即企羨與憎恨的心理交織在一起又長期受到壓制，不能痛快表達出來。他說，今天不少中國人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激盪著一股難以遏制的「羨憎交織」情結，而中共就把這種情緒導入「反西方」「反台灣」的軌道。他認為，中國大陸現在的民族主義，不是抗戰時代或之前的自衛的民族主義，而是進攻的民族主義，與希特勒當年運用的民族主義「先後如出一轍」。
余先生三篇文章發表後，中共官方的《瞭望》週刊指斥余英時「為西方極少數反華仇華勢力充當急先鋒」，「連西方反華勢力的人士也不敢如此放肆」。但純粹是混罵，對余先生提出的論點全無觸及。
余先生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因為我批評得對，它才有這樣的反應。如果說不中，它何必反應呢？」
「智者師歷史，愚者師經驗」。我辦雜誌和寫評論數十年，若還算有點智慧的話，那麼部分的智慧，是得自於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去批判現實政治的余英時先生的。
失敗者回憶錄148：台灣人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
余先生說：「我不相信講這句話的人真有這麼強大的中國意識。共產黨沒有，你接受他這個說法也是騙自己的。海峽兩岸運動員一起聯歡，說什麼為中國人爭光。全是假話。不必聽，也不必看。」
前文寫了余英時先生在《九十年代》評論政治現實的往事。我翻閱舊雜誌，又想起了1990年10月在台北圓山飯店跟余先生會晤與談話的情形。那時候，儘管離大陸的六四才一年多，香港和西方世界對中共的態度，仍以抗議和制裁為主流，但台灣和南韓似乎就走另外的路，出現了大陸熱。
據《九十年代》取得的中共內部材料，自1987年台灣開放人民赴大陸以來，到1990年初，已經有約130萬人次的台灣人去大陸。而大陸批准赴台的人數是5000人，其中有180名中共黨員。中共內部材料指示各級幹部，要做好接待台胞工作，「政治上不強加於人」，「積極主動順乎自然地宣傳自己，做好工作」。中共雖然沒有說對台放棄武力，但鄧小平會見台灣訪客時就說：「大陸與台灣是一家人，不必打仗了，打仗對雙方都不好。」在統戰笑臉相迎下，台商固然紛紛前往大陸找商機，而民意代表、意見領袖也都以能夠與中共高幹交談為榮。
那一年，李登輝總統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並在成立會上說，世界潮流所趨，使身居鐵幕的人民，「對政治民主、經濟自由與社會開放的嚮往，已由祈求化為行動」，「中共絕沒有力量，長期抵抗此一潮流」，因此，「中國統一的契機已經展現」。
當然，後來發現由利益集團掌控的世界潮流並非如此，國統會也漸行漸遠漸無疾而終了。不過，當時確牽引起台灣一些人對大陸的幻想。國台辦副主任跟《中國時報》總編輯黃肇松說：「《人民日報》若可以在台灣發行台灣版，《中國時報》也不是不可以在大陸發行大陸版。」因這句模稜兩可的話，好些人就談論到大陸去辦報。也有人主張台灣的政黨應到大陸去發展組織，有人則主張台灣應透過農業技術團的合作去影響大陸，「促進共產體制的質變」……。
台灣投入不少金錢和人力支持北京辦亞運會，有中共官員對台灣訪客說：「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當然希望亞運會能夠在另一個中國的地方舉行。」於是台灣就有人認為中共已經講好支持台灣舉辦亞運了！
余先生說：「我不相信講這句話的人真有這麼強大的中國意識。共產黨沒有，你接受他這個說法也是騙自己的。海峽兩岸運動員一起聯歡，說什麼為中國人爭光。全是假話。不必聽，也不必看。」
他說，共產黨哪有這麼簡單？你以為你很聰明，「認為共產黨人就個人來說不比你聰明，但真正鬥起來你就知道，以共產黨的組織能力，以他們的厲害與技巧，你是鬥不過他們的」。
我得到余先生的同意，把我們的談話整理，刊在《九十年代》1990年12月號上。同一期，針對台灣人的「大陸熱」，作家柏楊也寫了篇文章說，「美國人跟台灣人比，美國人像白痴，台灣人妙計百出。但是台灣人跟大陸人比，台灣人就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
他說的白痴和妙計百出，是指政治計算。美國人一切按規則辦事，實話實說，台灣人就較靈活。但跟大陸人比，大陸人用各種飾辭讓你相信他的鬼話。相信這些飾辭並以為可以改變共產黨的台灣人就像白痴。
余先生當時針對台灣的大陸熱，說香港人比較知道共產黨。他的一些香港商人朋友，有的還是人大、政協，都只是與共產黨口頭合作，事實上資本早就移到外國了。將來如果能混的話，就跟你混一混，不能混就遠走高飛。他的朋友對他說，「第二次傻瓜我是不會再當的了」。
香港人就其大多數來說，確實比台灣人更了解共產黨。因為大部分香港人是從大陸避秦而來的。柏楊在文章中說：「對中國的前途，都是距離越遠，所抱希望越大，也越樂觀；距大陸越近，就越失望、越悲觀。而留住在大陸的中國人，卻完全絕望。」
香港人從1980年香港前途問題浮現以來，拒共、抗共的思潮就一直蔓延。迫於無奈接受九七主權轉移，部分有條件的人就移民外國，或取得外籍身份再回到香港一邊工作一邊觀察形勢。走不了或不想走的，就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極力要在香港本地建立可以制衡行政權力的民主體制。
是有傻瓜在中國每更換一個最高領導人時，就寄託一次新希望。但較多香港人會認同余先生1990年所說：「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文化受到極嚴重的挫傷。歷史上即使秦始皇的暴政，也不能把整個社會改變，因為社會結構是動不了的。但共產黨把所有生機、一切社會組織都毀光了，只剩下一個組織，就是黨組織，從中央一直滲透到每一個鄉村，每一個人，都被控制。家族的、宗教的、文化的，一切民間組織都被毀掉，這樣的社會要恢復起來很困難。」
認識到中國的社會現實，香港人大多數不會對中共在九七後一段時間的忍住手不干預有幻想，不會對江澤民說的「井水不犯河水」有幻想。自六四以後，對中國民主化也沒有幻想。對一些民主派主張「促進中國民主而使香港可以有民主」，支持者越來越少。
至於後來香港年輕人奮起抗爭的堅強意志，倒是我那時想不到的。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