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年號紀元，也有軼事。《當代》創刊以來，封面上用西元紀元，出刊第二年，為了申請新聞局「金鼎獎」，一方面有獎金，另方面得獎了也是免費廣告，並可爭取讀者、訂戶。時任局長的胡志強（在英國當黨國職業學生，後來黨職併公職，詐取退休金）給了公文，要我們在封面上打出「民國」紀元，雙方拉鋸協商，不得已下妥協，在內頁版權上加民國年號。可見當年中國國民黨之惡質，胡志強之可厭。《當代》第一次參加「金鼎獎」， 在180多家雜誌角逐中，脫穎而出，獲得最佳雜誌與最佳雜誌編輯獎，此後幾年獲獎無數。《當代》美編由《時報》同事李男擔綱，果然出手非凡，用最簡約形式，造就了《當代》的獨特美學風格，與內容相得益彰；李男也以《當代》得過最佳雜誌美術編輯獎。記得創刊號美工做完，目錄頁下缺一欄，留白不好看，靈機一動，決定放「編輯顧問」名單，目的之一就是用顧問的學術地位與聲望當「門神」，在戒嚴時代讓有關單位有所顧忌；當時用我的信任度先斬後奏，後來他們都欣然同意，可見我們的信用還可以。
休刊：熊秉明的欽佩和感激
創刊不久，馬上面對經濟問題，原初募集的股金不到一年用完，熱心資助集股的好友們開了一個會，最後的結論是，他們不再出錢，辦或不辦，全由我們自決，也就是以後雜誌盈虧由我們自負！我是專業媒體人，辦雜誌就是要有所成就，《當代》若是短命而終，形同玩票，也非我們初衷。雜誌要辦到有影響力，不但在內容，還要比氣長，方能在歷史長河中立功建碑。短命而死，一般來說，留下屐痕的可能性很小，也形同金錢與生命的浪費。舉個例子。《自由中國》1950年7月創刊，過了6年， 在1956年10月〈祝壽專號〉出版後，殷海光告訴雷震說： 「《自由中國》現在才算出山。」如果雷震撐不到六年即「收山」，前面幾年的慘澹經營勢必付諸流水，注定做白工。當下我們決定咬牙苦撐，同時向作者宣告無力再付稿費，而且我與文翊基本上都算義工，生活所需另謀他法，再加上好友吳東昇慨允免費出借辦公室，在最低成本會計下，《當代》熬到118期，不得不結束出版，其中甘苦，真的不足為外人道。
《當代》出刊之前，坊間已有〈人間〉、《聯合月刊》及《中國論壇》等刊物，《當代》之後，又有《文星》復刊，《南方》及《台北評論》等投入市場，儼然形成雜誌的「戰國時代」。（見《天下》的報導）不過，這個「戰國『誌』」（引同上）並沒有締造輝煌的戰績，相反的，文化街燈一盞一盞的熄滅。先是慘澹經營四年的〈人間〉停刊，復刊一年多不到兩年的《文星》打烊， 《南方》、《台北評論》也相繼熄火。《當代》熬到118期，不得不結束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