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當代》終於在學術界、文化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創刊。志同道合、擁有共同理想的朋友，大家出錢出力共襄盛舉，我們兩人則全力投入。一開始我們就認定《當代》不是私物，是集體共有，所以沒設總編緝，以「編輯委員」掛名；事實上「編輯委員」非常鬆散。我正式掛名總編緝，要到10年後的1997年7月「復刊」後，是應出資的哈佛燕京社的要求；此是後話。《當代》排出一列顧問名單，目的在「挾權威以自重」， 使當道略有顧忌而不敢隨便扣人帽子；這也是多年與國民黨周旋所得出的經驗。創刊號的專輯原擬做「60年代」的回顧，同樣基於政治敏感， 改做當時紅遍歐美的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這是台灣第一次比較全面評介傅柯的專輯；從而可知戒嚴法下思想封閉之威力。
同時，《當代》創刊，李永熾大學同窗的好友錢新祖熱情加入，支持不遺餘力。〈發刊詞〉是永熾、新祖與我共商後定稿。「當代，也是反當代」的品牌格言（logos）出於他的手筆，雜誌英文名 “Con-temporary Monthly”，專利歸於他；在 “con” 與 “temporary” 之間，加 “–” 也是他的創發， 當然非常「後現代」。
在西洋思想史上卓然成家的好友周樑楷在大著〈大眾史學 2.0 向前〉中，點出了「反」在創刊號中的文化意義。他說：
發刊詞特別以「當代，也是反當代」為題。這個「反」字， 其實一口氣凝聚當時候方興未艾的後現代（Postmodern）思潮，以及60年代臺灣曾經缺席的新左派（New Left）運動。《當代》吸引新知識和新觀念蜂擁而入；來自不同領域的作者大多以深入淺出的筆調發表文章，彼此砥礪互相激盪。
這確實如實反映了我們的編輯初心，也很能說明《當代》出來後思想的走向。
創刊號的專輯用「瞄準當代的核心—傅柯」，錢新祖不只舉雙手贊成而且強力認同。新祖和我們一見如故，我編副刊時他就替〈人間〉寫稿。錢新祖因癌症不幸在1996年2月4日去世，《當代》是同年的2月1日出版完第118期停刊—首次停刊。錢新祖大去的那1年，正是《當代》停刊的1年，也是第一階段的結束；這是不巧的巧合。錢新祖一向風格崢嶸，批判力道很強，不擅揚揄他人，且記於此，以悼故友。「60年代」專輯放在第2期與3期，導演胡金銓喜歡得不得了，來信盛讚。此外，亡友楊月蓀讀完《當代》1周年特大號的第13期後的來信。他屬於少見的出格的新聞學者與媒體人，我與他有1小段時間在《中時》同事過。信上說：「每期收到《當代》，總有『上課』的心情，希望好好的把每篇文章研讀完畢，但雜事多多，往往許多文章仍未能細讀。今天收到第13期的創刊一周年特大號，……令我激動難禁，自牀上躍起身來，提筆向你致敬並問候。」信末表示：「辦如此份量的一份雜誌，必定使你們嘗盡苦頭，但想起創辦當初談起你們的毅力理想，如今必亦只你們能感受你們那驕傲與收獲。」《當代》動心起念的理想與構思辦，和許多人探討過，楊月蓀一定是其中一位。
《當代》創刊號以傅柯掛牌，很法國；有人說是賡續60年代的《歐洲雜誌》（按，先兄恆杰與朋友們創辦）的風格。《當代》創刊號之推介傅柯，特別要感謝亡友黃道琳的提議，不但獨具慧眼，也開台灣風氣之先。道琳才氣橫溢，批判性很強，是一支健筆，可惜天不假年。至於傅柯的重要性，楊澤在他主編的《狂飆八十》的序中說：
86年《當代》雜誌創刊號製作〈傅柯專輯〉，但它所揭露的權力身體和慾望的聯結，要等到90年代中後段才逐漸被完整的認知到。……
「90年代中後段」才認知到《當代》雜誌創刊號時的先見，可見《當代》的「超越前進」。（按，「超越前進」是胡秋原上世紀70年代創發的字眼，老古董了。）石守謙在24年後出版《臺灣關鍵年代的文化省思與藝術評論》，在〈引領青年讀者向文化最熱情並具精彩之強烈力量的「關鍵年代」致敬〉的序中說：「想當年《當代》雜誌創刊號推出時，我就提供第一篇專論余承堯山水畫的評論〈鐵甲與石齒的幻生〉，與當時封面人物傅柯共襄盛舉。」下面的話值得全段引用：
余承堯在1986年的台灣畫壇還只是個邊緣人物，其技法、風格根本不受主流認可，《當代》文章一出，據說畫壇頗不以為然。儘管如此，《當代》編輯仍然支持我的藝評之作，這不得不向他致最高謝意與敬意。如果缺少了有見識媒體的鼎力相助，光憑作者一人，那能成事？
對我們的讚揚，我們心領敬受﹔創刊號能有石守謙藝評，才能展現《當代》的創發力與意義。編者的最高滿足感在於能夠約到、收到一流稿件，編出一流刊物，「水流濕，火就燥」﹔那是作者、讀者、編者的三重奏。再舉幾個例子看看。
1992年10月郭松棻來信，稱「台灣的報紙和雜誌都變質了」，獨讚《當代》「沒有風吹草動」。他用「變質」，我更推宕向內，用「豹變」來形容。松棻給我們的信：
恒煒／文翊
從西岸回家，接到恒煒寄來的2本書，謝謝。這次真不巧，你們來東岸時，我在西岸，錯過了見面的機會。明年來罷！找個好時候，安安靜靜在我們後院浴日賞花，住幾天，每日的節目不要太倉促，這就好。幾年下來台灣的報紙和雜誌都變質了，唯《當代》沒有風吹草動，令人欣慰，這樣一點一滴的，將來對台灣的文化貢獻將會是巨大。每期翻開來，對我都有點新啟發—我非常倚重這本雜誌。我想在這裡向你們表示感謝，也感謝永熾的賣力，同時希望你們繼續介紹新思潮，多翻譯經典文章。這陣子台北又在忙選舉了罷，懷念台北的熱鬧。
松棻信中所提寄書事，已不復記憶。他到西岸去，應是探望父母。他的父親即著名畫家郭雪湖，我駐美西時，松棻打美東來訪，有幸陪同拜見他的尊翁。松棻雖然遠在千里之外的紐約，談到台灣報紙和雜誌的「變質」，卻有敏銳洞見，不愧思慮深邃。報紙雜誌的「變質」，當指副刊和雜誌。我當副刊主編時，每周航寄報紙全份給多位海外作者，松棻與李渝即其一。我們離任了，他們可能還繼續收到，所以這個所謂副刊「變質」，自然是與我主編時做比較；之所以故，對比上引李渝信可知，下文會做詳細分疏。至於永熾的「賣力」，那是很明顯的，他不但是原始股東之一，也是《當代》台柱、救火員，積極提出專輯主題，參與各期專輯的策劃，熬夜為《當代》寫文章，不間斷翻譯日本名著，沒有李永熾，《當代》必然減色很多，有了李永熾，《當代》增色很多；可說與《當代》相始終。他在《當代》的「論述性文章」，最早集結出版的是《從江戶到東京》，（按，書名是我取的，列入「當代叢刊」，是我們的出版社出的。）後來編成3本書：《世紀末的思想與社會》、《切腹與心中：日本文化與思想論》、《從啟蒙到啟蒙：歐洲近代思想與歷史》，洋洋乎大觀。他在《當代》的日本翻譯小說也都出版了。永熾、方瑜賢伉儷和我的媒體事業、政治追索上不離不棄，是一生的摯交。李永熾最近出版他的回憶錄，對我們主編的「人間」與《當代》有很深入的評介，值得一讀。
郭松棻寫此信時，《當代》出刊已6年。至於副刊、雜誌為什麼會「變質」？當出於政治大環境的丕變。解嚴之後言論大開，台灣出現的是政治熟而不是文化熟。首當其衝的是2大報獨領風騷的地位不再，享有盛譽的傳統副刊隨之式微，終而一蹶不振，連帶的不論小說、散文與詩等文學「正宗」也跌入谷底，出版業一片蕭條，雜誌自難撐住。《當代》能走出一條路來，顯非易事。
這裡再引創刊之後的幾份資料，以供比較。第1份是1987年4月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大學生報》特別製作〈《當代》巡禮〉，專訪任教中大的兩位《當代》顧問：一位是人類學系的陳其南；另一位是哲學系的劉述先。陳其南在訪問中點出了「《當代》現象」，他說：「我的朋友曾經在台北的巴士上，聽到一群高中女生談論《當代》，他們還譏笑其中一位不知道《當代》是甚麼，覺得她很不夠水準。」也有媒體報導，「大學生手持《當代》，當成知識、品味的標誌。」劉述先是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學者之一，他贊成《當代》走西方學術的路。他說：「我們不能否認的是，現今的學術主流，不大談東方的思想。仍以西方為主，東方的思想也在它的影響之下發展。……。」2014年我應邀參加「華人民主學院」募款餐會，發言之後，台中市長林佳龍上台，他先回應我說，他是看《當代》長大的；講這句話時， 還特別瞄了我一下，好像怕把我說老了。其實這樣的表白，我在很多場合都聽過。
第3份資料是時任《明報》總編輯董橋在1987年10月給我的信，是《當代》創刊（86年6月）後一年多，信很簡短， 照抄如下：
恒煒兄嫂：敬祝丁卯兔年大吉大利！此間《號外》3位編者選出86年最佳書刊，《當代》二次入選，可喜、可賀，影印供兄參考。劉大任和我的書也入選，這又與吾兄的鼓勵有關，《號外》是洋派年輕知識分子所辦刊物， 頗成氣候。……（下略）
附帶說一下。董橋是一流作家、散文家，深得明清小品的神髓，再加上西方文學的淬煉，成就「董學」（不是董仲舒哦）。記得溥心畬過世，詩人周棄子寫悼念文〈文人畫的最後一筆〉， 董橋與我們初交時年華正茂，但他的散文也很可能是中國小品文的最後一筆了。我當初殷殷向他約稿，他在台灣成名，儼成大家，自與我有一點關係。我與劉大任、郭松棻、李渝同時交往，他們是聯合國那一夥人中我們最早接觸的。我接編副刊後，讓他們的文章一人又一人、一篇又一篇見報，終於衝破封鎖線而能夠「重進」台灣。劉大任、楊誠、張北海、水秉和是香港《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專欄作家，他門的專欄同時在港、台發表。楊誠是杜維明學生，柏克萊加大博士，又是東海徐復觀先生高足，寫文章能莊能諧、能深能淺，尤其論戰文章所向披靡；陳映真就敗在他的筆下。（詳見前）我向他約稿之初，他說有「中華民國」紀元的報紙，他不寫。後來他不但成為「人間」筆陣中重要角色，〈人間〉作「歐威爾1984年專輯」，他寫了親身在美的「一九八四」經驗，也為《當代》第2期的「六○年代專輯」寫長文；他支持《當代》義氣感人；退休後搬回台灣長住。
說到年號紀元，也有軼事。《當代》創刊以來，封面上用西元紀元，出刊第二年，為了申請新聞局「金鼎獎」，一方面有獎金，另方面得獎了也是免費廣告，並可爭取讀者、訂戶。時任局長的胡志強（在英國當黨國職業學生，後來黨職併公職，詐取退休金）給了公文，要我們在封面上打出「民國」紀元，雙方拉鋸協商，不得已下妥協，在內頁版權上加民國年號。可見當年中國國民黨之惡質，胡志強之可厭。《當代》第一次參加「金鼎獎」， 在180多家雜誌角逐中，脫穎而出，獲得最佳雜誌與最佳雜誌編輯獎，此後幾年獲獎無數。《當代》美編由《時報》同事李男擔綱，果然出手非凡，用最簡約形式，造就了《當代》的獨特美學風格，與內容相得益彰；李男也以《當代》得過最佳雜誌美術編輯獎。記得創刊號美工做完，目錄頁下缺一欄，留白不好看，靈機一動，決定放「編輯顧問」名單，目的之一就是用顧問的學術地位與聲望當「門神」，在戒嚴時代讓有關單位有所顧忌；當時用我的信任度先斬後奏，後來他們都欣然同意，可見我們的信用還可以。
休刊：熊秉明的欽佩和感激
創刊不久，馬上面對經濟問題，原初募集的股金不到一年用完，熱心資助集股的好友們開了一個會，最後的結論是，他們不再出錢，辦或不辦，全由我們自決，也就是以後雜誌盈虧由我們自負！我是專業媒體人，辦雜誌就是要有所成就，《當代》若是短命而終，形同玩票，也非我們初衷。雜誌要辦到有影響力，不但在內容，還要比氣長，方能在歷史長河中立功建碑。短命而死，一般來說，留下屐痕的可能性很小，也形同金錢與生命的浪費。舉個例子。《自由中國》1950年7月創刊，過了6年， 在1956年10月〈祝壽專號〉出版後，殷海光告訴雷震說： 「《自由中國》現在才算出山。」如果雷震撐不到六年即「收山」，前面幾年的慘澹經營勢必付諸流水，注定做白工。當下我們決定咬牙苦撐，同時向作者宣告無力再付稿費，而且我與文翊基本上都算義工，生活所需另謀他法，再加上好友吳東昇慨允免費出借辦公室，在最低成本會計下，《當代》熬到118期，不得不結束出版，其中甘苦，真的不足為外人道。
《當代》出刊之前，坊間已有〈人間〉、《聯合月刊》及《中國論壇》等刊物，《當代》之後，又有《文星》復刊，《南方》及《台北評論》等投入市場，儼然形成雜誌的「戰國時代」。（見《天下》的報導）不過，這個「戰國『誌』」（引同上）並沒有締造輝煌的戰績，相反的，文化街燈一盞一盞的熄滅。先是慘澹經營四年的〈人間〉停刊，復刊一年多不到兩年的《文星》打烊， 《南方》、《台北評論》也相繼熄火。《當代》熬到118期，不得不結束出版。
下面援引法國學者、藝術家熊秉明的信，聊作停刊的「代言」：
也曾聽說了，《當代》要停刊，但將信將疑。昨天見《時報》副刊，……，有文章談及，才知道是確實，感到深切的婉惜。《當代》的風格給我的印象是「充滿新生命」，「思想、感情、官能都清醒而跳動」。我自己曾參予其中，雖然做得很少，但回想起來，覺得有快慰的記憶。對於這10年《當代》所做出來的成績，自有人會去評論，我但以一個朋友、夥伴的聲音表示我的欽佩和感激。並願像《時報》副刊文中所說的，只是「暫時休刊」。
熊秉明地位很高、聲望很隆。西南聯大攻哲學，與殷海光同學； 這是他的西南聯大同班同學顧壽觀往來書信中透露的。顧壽觀與熊秉明同在巴黎學藝術。顧四九年投奔新中國去了，熊留在法國。顧在中國吃盡苦頭，受迫害成精神病。文革後，兩人恢復通信，顧特別提到殷海光，盛讚他卓爾不群，應當是認為殷在西南聯大「反共」的先知。「右派分子」李慎之歷盡共產中國的滄桑，晚年回憶說：「昆明西南聯大有一個叫殷福生的人，年齡大概與我們差不多，專與學生運動作對。10來年後，他在海外華人中以殷海光的大名，被推為提倡民主的一代宗師，不過在那個時候，他是根本不入我們眼中的，因為無非是一個『反動學生』而已。」顧壽觀在西面聯大或與殷海光不同掛，文革受苦受難後， 會想起殷海光來，恐怕不是無端。這批影印書信還在舍下。熊秉明在哲學、文學、繪畫、雕塑、書法無一不精，是法國巴黎大學教授、《歐洲雜誌》的主力，他一度要以鐵雕藝術當專業，很有希望成為職業雕刻家。我編副刊時，邀他跨海辦台灣第一場「觀念藝術展」，轟動一時。他對我們的請求、邀稿，一向都慷慨以應。他的千里雪中送炭、他的褒揚，令我們感動在心。
＊作者金恆煒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副總編輯，《當代》總編輯；現任凱達格蘭學校校長；張文翊曾仼中國時報副刊編輯，當代雜誌發行人兼編輯。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