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棻寫此信時，《當代》出刊已6年。至於副刊、雜誌為什麼會「變質」？當出於政治大環境的丕變。解嚴之後言論大開，台灣出現的是政治熟而不是文化熟。首當其衝的是2大報獨領風騷的地位不再，享有盛譽的傳統副刊隨之式微，終而一蹶不振，連帶的不論小說、散文與詩等文學「正宗」也跌入谷底，出版業一片蕭條，雜誌自難撐住。《當代》能走出一條路來，顯非易事。
這裡再引創刊之後的幾份資料，以供比較。第1份是1987年4月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大學生報》特別製作〈《當代》巡禮〉，專訪任教中大的兩位《當代》顧問：一位是人類學系的陳其南；另一位是哲學系的劉述先。陳其南在訪問中點出了「《當代》現象」，他說：「我的朋友曾經在台北的巴士上，聽到一群高中女生談論《當代》，他們還譏笑其中一位不知道《當代》是甚麼，覺得她很不夠水準。」也有媒體報導，「大學生手持《當代》，當成知識、品味的標誌。」劉述先是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學者之一，他贊成《當代》走西方學術的路。他說：「我們不能否認的是，現今的學術主流，不大談東方的思想。仍以西方為主，東方的思想也在它的影響之下發展。……。」2014年我應邀參加「華人民主學院」募款餐會，發言之後，台中市長林佳龍上台，他先回應我說，他是看《當代》長大的；講這句話時， 還特別瞄了我一下，好像怕把我說老了。其實這樣的表白，我在很多場合都聽過。
第3份資料是時任《明報》總編輯董橋在1987年10月給我的信，是《當代》創刊（86年6月）後一年多，信很簡短， 照抄如下：
恒煒兄嫂：敬祝丁卯兔年大吉大利！此間《號外》3位編者選出86年最佳書刊，《當代》二次入選，可喜、可賀，影印供兄參考。劉大任和我的書也入選，這又與吾兄的鼓勵有關，《號外》是洋派年輕知識分子所辦刊物， 頗成氣候。……（下略）
附帶說一下。董橋是一流作家、散文家，深得明清小品的神髓，再加上西方文學的淬煉，成就「董學」（不是董仲舒哦）。記得溥心畬過世，詩人周棄子寫悼念文〈文人畫的最後一筆〉， 董橋與我們初交時年華正茂，但他的散文也很可能是中國小品文的最後一筆了。我當初殷殷向他約稿，他在台灣成名，儼成大家，自與我有一點關係。我與劉大任、郭松棻、李渝同時交往，他們是聯合國那一夥人中我們最早接觸的。我接編副刊後，讓他們的文章一人又一人、一篇又一篇見報，終於衝破封鎖線而能夠「重進」台灣。劉大任、楊誠、張北海、水秉和是香港《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專欄作家，他門的專欄同時在港、台發表。楊誠是杜維明學生，柏克萊加大博士，又是東海徐復觀先生高足，寫文章能莊能諧、能深能淺，尤其論戰文章所向披靡；陳映真就敗在他的筆下。（詳見前）我向他約稿之初，他說有「中華民國」紀元的報紙，他不寫。後來他不但成為「人間」筆陣中重要角色，〈人間〉作「歐威爾1984年專輯」，他寫了親身在美的「一九八四」經驗，也為《當代》第2期的「六○年代專輯」寫長文；他支持《當代》義氣感人；退休後搬回台灣長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