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我回答，他一副又好笑又好氣的表情：
「院長可不是這樣說的，」
他頓了一下：
「妳聽恒煒講喔……，唉，沒查到並不表示沒有，只是採的樣本少，剛好那幾個細胞裡沒有癌細胞，但是可能有，只是沒捉到。」
這是有名的樂觀主義者恒煒遇到有名的悲觀主義者振文，典型的落差。
原來照胃鏡時，遇到膽道堵塞，本來醫師想用些力道硬把它戳通，但振文在旁，怕弄破膽道反而造成新問題，決定喊停，先採集一點組織去檢驗，所以目前還不能確診。
恒煒給我們戴的玫瑰色眼鏡片，稀里嘩啦碎一地。
我擔心了大半生的災禍，竟然真的發生了。
命中註定有此一劫？
一九八二年恒煒接受了《時報》董事長余紀忠派的新職務，回台當「人間」副刊主編。
我們剛到任，會算命的美術編輯林崇漢就建議移動主編的桌子，否則職位不會長久。但我不喜歡算命，恒煒更是堅定：
「什麼事自己決定就好，後果自己負責。」
而且恒煒跟余董事長商討回台工作的條件，是做滿三年就去美國進修，像《聯合報》的盧世祥、楊憲宏那樣在柏克萊讀個碩士，再回報社。所以不必聽算命。
在那戒嚴的時代，跑政治的記者，往往寫了新聞也登不出來，文化、藝術、電影等等，沒有什麼領域是沒政治禁忌的，副刊反而可以文學、理論、報導各種方式探討，什麼議題都不忌諱。恒煒的叛逆個性，在這裡稍稍放縱一下，試踩紅線，看看能突破多少，前進一步算一步。所以來副刊看版的訪客很多，有報社內專跑政治的記者陳浩，也有社外來湊熱鬧的如陳文茜、三毛、馬以工。尤其到了週末，恒煒請當時讀完碩士正在服軍官役的廖仁義、王汎森都來上班，大家往往聊成一片。
其中馬以工、王汎森等都會算命，要了恒煒的生辰來排八字、算紫微斗數。奇怪的是，有好幾個人的說法是相同的，包括我們應該遷居南方，如果在台北，最好搬離北投住到新店去。另一說是恒煒平時很健康，但是如果生病，一定很嚴重。後來我們住淡水，平路帶兒子來找我們郊遊，還再說了一次：往南方住比較好。
這個警告對我充分的發揮了影響力，我把憂慮化為行動，洗青菜不嫌次數多，努力洗掉想像中的農藥，總是不安心。恒煒有任何不舒適，還沒到看醫生的程度，我已經嚇出一身冷汗。
我以健康之名，不時提醒他早睡、進餐要定時定量……，然而總換來他的回嘴：「放心，我不會生病。」
每天唸多少次，就聽多少次「放心，我不會生病的。」終於，不但我鈍化了，連他自己都信以為真。
大學時代讀過的《中國哲學史》作者勞思光教授，報社工作讓我們常和勞先生、進興餐敘。他在大學裡開課教「數術」，也就是用《易經》卜卦算命，所有人見了他都逮住機會請他算命，恒煒卻從不開口，勞先生反倒憋不住好奇，有一次非要幫恒煒卜一卦不可。他問到生辰，在一張大白紙上寫了一堆數字算了半天，結果也沒講出什麼我們不知道的事，而且只算到六十歲左右，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