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月號專訪最後，勞教授向我反問一個問題，就是《七十年代》從左派刊物進入新階段，成為獨立刊物，我們是否有新的編輯計劃或目標。他給我機會講了我們以事實為主的編輯方針，和今後更會以獨立刊物貫徹對海峽兩岸政權的監督功能。
在與勞思光的長期接觸中，他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是一位非常重理性、重條理的人，對許多人們常常受困擾的問題，他都會首先爬梳問題的本質，釐清被混淆的概念，然後作出理性分析。
比如在訪談中，我提到許多海外人士認為，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中國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勢力。勞教授就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追求大改革。」
這種理性分析，也貫徹在他的人生取捨之中。在談術數、命理的訪談中，他講自己少年時認識一位術數高手，授之以奇門、太乙和大六壬的「三式之學」。後來又通讀了幾乎所有的傳統資料，研究「推背圖」之類的預言。他認為術數儘管成為某種推算系統，推算又屢屢與事實相符，但仍然只是訴之於神秘體驗，不能看作符合智性活動的常軌知識。勞思光認為人生原有自覺主宰的一面和被決定的一面, 西方哲學家稱之為 realm of freedom與realm of determinism, 中國儒家就有「義」與「命」的分立。義講的是善惡是非對錯，命講的是成敗興衰得失。他雖然深研術數，但反對人用術數來指導自己的行為。他認為自覺主宰只能以義理行事，即以是非對錯作人生路向的抉擇，不應顧慮成敗得失。憑自己的認識和良知去做，即使失敗也不後悔。他這個「義」與「命」分立的觀念，對我後來的人生選擇甚有影響。
勞教授不僅是一位自由主義的學者，而且是關懷社會、不怕獨持異見的知識分子。他就國是問題接受訪問，在大眾媒體發表文章, 而且身體力行。除了堅持台灣若不解除戒嚴，他不會去台灣之外，又堅持大陸一天仍由共產黨統治，他也不回大陸。他還說，香港若淪入共黨手中，他也不會留在香港。許多人可能只是嘴裏說，勞思光卻是真這麼做。但他只是自己實行，並不勉強別人依從。我想這是他晚年離開家人在台灣獨居的原因。
1981年，我作為以知識人為讀者對象的雜誌主編，對海外知識分子的角色和政治表現特別關切。那年，我分別就此問題向徐復觀先生和勞思光先生提出詢問。徐先生較悲觀，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長期受專權政治影響，崇拜權勢，有奶便是娘，早已把傳統文化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基本價值丟掉了；勞先生則較積極，他認為中國和香港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努力，因為觀念的建立，對客觀事理的了解，不是依靠媚俗言論可以成功的，它要靠知識分子提倡理性態度、堅持公平要求、提倡嚴格思考，才能為社會未來發展建立普遍基礎。
我在其後三十年的編輯寫作生涯中，秉承徐先生的教誨，銘記中國傳統文化中「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質疑權貴；也秉承勞先生的誨導，努力以理性思考去抗擊媚俗言論，不畏群情。徐先生悲觀，勞先生積極，於是悲觀卻積極，就成為我的人生信條。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