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思光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只因為他從來不是只在象牙塔中做學問的人，他時刻關心中國、香港、台灣的政治變遷。
失敗者回憶錄115：與勞思光的交往
前文談到1981年，我對徐復觀教授和勞思光教授分別作過專訪，兩個專訪直接導致中共對我和《七十年代》杯葛，也使我無法不作出脫離左派陣營的選擇。我談到與徐復觀的兩年交往，及所受影響。這裡就談談我與勞思光教授的往來，我對他的認識，和一些趣事。
我在1981年應政論家徐東濱之邀，參加香港前景研究社，在那時候才第一次認識勞思光。前景社大約每月有一次聚會，就香港前景問題探討各種方案，並向中英雙方提出。當然，都沒有被採納，甚或可能沒有被認真看過。到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布，前景社也解散了。不過，就在這幾年，我對勞思光作過一次專訪，也邀請他擔任過兩次「五學者座談一國兩制」的主持人。他在座談會中引導其他學者，他自己也講了很切要的意見。自認識後，我們就有較多交往。他那時在中文大學哲學系授課，與唐君毅、牟宗三齊名，被喻為「香港人文三老」。所著的《新編中國哲學史》，深為學界所重。實際上他並不老，比唐、牟小二十多歲，也只比我年長九年，但他少年老成，據說他二三十歲就是這個模樣，1981年他五十多歲，也沒有變老，還是這模樣。
他身材瘦小，據他自己說體重從來沒有超過100磅（45公斤），但每次一起飯聚，他都食量驚人。而他那個小小的腦袋，所裝載的東西也驚人。除他本行的哲學，對時局、政治、社會現象，乃至賽馬、賭博都有別具一格的思考，甚而會到澳門賭場小試牛刀。而其中在朋友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命理、術數、占卜，我認識他時，徐東濱已經說他的綽號是「鬼谷子」。說他在毛澤東去世一年前，就占算到毛過不了1976年。不過他從來不以術數專家炫耀，還說自己一向不主張人崇信術數，只是拿來自娛,或跟友好算一算。初識時他也為我開了一個命盤，對我的家世和過去，算得蠻準，講到日後我的生涯，後來的發展也好像有些譜。
前廣播處長張敏儀說，在中文大學讀書時，曾經上過勞教授的課，他們同學都叫他作「魔術師」，因為他永遠是穿西裝打領結（bow tie），像魔術師。勞思光跟我解釋為什麼到任何場合都這樣穿著，是因為有些場合是一定要打領結的，但沒有任何場合是不可以打領結的。為了不花時間在穿著上，打領結穿西裝就完全不用費腦筋了。
他接受過我們雜誌不止一次訪問，除了座談會之外，他都說不要記錄訪問稿了，所有的問題他都自己寫下答案交給我，他說這樣我們既省事，他也毋須擔心我們會記錄有錯。
勞思光的學術成就，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只因為他從來不是只在象牙塔中做學問的人，他時刻關心中國、香港、台灣的政治變遷。1971年他出版了《歷史之懲罰》，是他一系列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結集。以嚴謹思辯和關切人類苦難的深情，對當代中國的危機以至整個人類文明面對的困局，作出系統的分析和深刻的反省，對當時的學生和讀書人有很大影響。因這種關懷，使我們自相識後，就結成了常常一起談論國是的朋友。我視他為良師，相信他也視我為益友。
他早年就讀北京大學哲學系，未及畢業，就因1949年國共內戰而隨父母移居台灣，在台大哲學系完成學業。因反對國民黨專權，主張自由民主，引起情治單位注意，他父親獲得消息，讓他趕緊離開台灣，於是到了香港。他曾經聲言，除非台灣解除戒嚴，否則他不會去台灣。在中大退休後，1987年台灣解嚴，1989年他應邀到台灣任清華大學客席教授。那之後，因為《九十年代》出版台灣版，我也常去台灣，與他在台灣常茶聚飯聚。
2001年，勞教授以傑出學人的身分，受邀回中文大學一年，並出版了一套十三冊《思光學術論著新編》。六月九日，中大出版社為他辦了一個題為「五十年來家國」的對談會，在中央圖書館舉行，蒙他邀約，選了我作為對談者。
2001年在香港一年後，勞思光又回到台灣在華梵大學任講座教授。但妻子仍然留在香港，在台灣雖有人照顧，但基本上是獨居。2012年10月21日，因心肌梗塞昏厥，被發現後，送醫不治，終年85歲。歿後，台灣和香港都為他舉行過追思會和研討會。2012年12月16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追思會上，我應邀做發言者之一。我簡要地講了與他交往的經過，和他給我印象最深、從他言傳身教中受到影響的幾個要點。這些要點都貫徹在我的編輯寫作生涯中。下一篇再談。
失敗者回憶錄116：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他雖然深研術數，但反對人用術數來指導自己的行為。他認為自覺主宰只能以義理行事，即以是非對錯作人生路向的抉擇，不應顧慮成敗得失。
勞思光組香港前景研究社和邀我參與，正是《七十年代》脫離左派陣營的同期。1981年8月號的雜誌標示了遷離天地圖書的新址，9月號刊登勞思光撰寫的「一九九七問題與香港前途」的長文，10月號刊登「勞思光談中國之路向」專訪。
勞思光的長文發表時，中英還沒有就九七問題正式表示過意向。他文章中最根本和重要的一點意見，就是九七問題儘管香港人沒有決定權，但真正受影響的是香港人，因此應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他期望香港居民不要冷漠，應該面對問題，形成一個代表香港人意願的共同主張。其實這也是他花時間精力去組織前景社的主要原因，因為他所邀的參與者，大都是有雜誌或報紙地盤的「意見領袖」。而我們那時對九七問題還沒有展開熱烈討論。
在十月號專訪最後，勞教授向我反問一個問題，就是《七十年代》從左派刊物進入新階段，成為獨立刊物，我們是否有新的編輯計劃或目標。他給我機會講了我們以事實為主的編輯方針，和今後更會以獨立刊物貫徹對海峽兩岸政權的監督功能。
在與勞思光的長期接觸中，他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是一位非常重理性、重條理的人，對許多人們常常受困擾的問題，他都會首先爬梳問題的本質，釐清被混淆的概念，然後作出理性分析。
比如在訪談中，我提到許多海外人士認為，中國只能由中共領導，因為中國並沒有一個可以取代中共的勢力。勞教授就說：「我們對於一個現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採取支持或是反對的態度，是根據我們對它的『評估』而定。而是否已經有可以取代它的勢力存在，則屬於『觀察』的範圍。『評估』與『觀察』是兩回事。倘若我們『評估』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覺得有客觀根據說它的領導是對人民及國家有益，我們縱然『觀察』到許多現成勢力的存在，仍然有理由支持這個政府或政黨；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根據客觀成績來『評估』一個政府或執政黨的時候，發現它的領導把國家弄得一塌糊塗，使人民生活陷入痛苦，社會風氣墮落不堪，則縱使在『觀察』一面，看不見任何可以取代它的勢力，我們仍然應該反對它，追求大改革。」
這種理性分析，也貫徹在他的人生取捨之中。在談術數、命理的訪談中，他講自己少年時認識一位術數高手，授之以奇門、太乙和大六壬的「三式之學」。後來又通讀了幾乎所有的傳統資料，研究「推背圖」之類的預言。他認為術數儘管成為某種推算系統，推算又屢屢與事實相符，但仍然只是訴之於神秘體驗，不能看作符合智性活動的常軌知識。勞思光認為人生原有自覺主宰的一面和被決定的一面, 西方哲學家稱之為 realm of freedom與realm of determinism, 中國儒家就有「義」與「命」的分立。義講的是善惡是非對錯，命講的是成敗興衰得失。他雖然深研術數，但反對人用術數來指導自己的行為。他認為自覺主宰只能以義理行事，即以是非對錯作人生路向的抉擇，不應顧慮成敗得失。憑自己的認識和良知去做，即使失敗也不後悔。他這個「義」與「命」分立的觀念，對我後來的人生選擇甚有影響。
勞教授不僅是一位自由主義的學者，而且是關懷社會、不怕獨持異見的知識分子。他就國是問題接受訪問，在大眾媒體發表文章, 而且身體力行。除了堅持台灣若不解除戒嚴，他不會去台灣之外，又堅持大陸一天仍由共產黨統治，他也不回大陸。他還說，香港若淪入共黨手中，他也不會留在香港。許多人可能只是嘴裏說，勞思光卻是真這麼做。但他只是自己實行，並不勉強別人依從。我想這是他晚年離開家人在台灣獨居的原因。
1981年，我作為以知識人為讀者對象的雜誌主編，對海外知識分子的角色和政治表現特別關切。那年，我分別就此問題向徐復觀先生和勞思光先生提出詢問。徐先生較悲觀，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長期受專權政治影響，崇拜權勢，有奶便是娘，早已把傳統文化中「以天下為己任」的基本價值丟掉了；勞先生則較積極，他認為中國和香港特別需要知識分子的努力，因為觀念的建立，對客觀事理的了解，不是依靠媚俗言論可以成功的，它要靠知識分子提倡理性態度、堅持公平要求、提倡嚴格思考，才能為社會未來發展建立普遍基礎。
我在其後三十年的編輯寫作生涯中，秉承徐先生的教誨，銘記中國傳統文化中「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質疑權貴；也秉承勞先生的誨導，努力以理性思考去抗擊媚俗言論，不畏群情。徐先生悲觀，勞先生積極，於是悲觀卻積極，就成為我的人生信條。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