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籐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一個家庭悲劇。遇到筆畫複雜的字，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第二部小說是關於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我母親批評說：如果她要自殺，她決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為西湖詩意的背景，終於固執地保存了這一點。
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遊記》與少量的童話，但我的思想並不為它們所束縛。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題名《快樂村》。快樂村人是一好戰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國皇帝特許，免征賦稅，並予自治權。所以快樂村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存著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
我的三歲、七歲、八歲，甚至十八歲都不這麼回事。我沒能有像她一般早熟世故的靈魂，我的童年是在混沌游離中度過，國語講不好，台語也結結巴巴。青少年是在Disco舞廳，泡咖啡廳中過的，十八歲時心裡想的都是買不起的LV包，燙了再燙的鍾楚紅頭，當然沒得過任何文學獎，張愛玲所有的文學基礎與貴族身世所帶給她早熟與品味，樣樣離我很遠。所以我的文字也無法有：「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凄涼。」以及像：「他們家十一月裏就生了火。小小的一個火盆，雪白的灰裏窩著紅炭。炭起初是樹木，後來死了，現在，身子裏通過紅隱隱的火，又活過來，然而，活著，就快成灰了。它第一個生命是青綠色的，第二個是暗紅的。火盆有炭氣，丟了一隻紅棗到裏面，紅棗燃燒起來，發出臘八粥的甜香。炭的輕微的爆炸，淅瀝淅瀝，如同冰屑。」這般的美麗。
當我重新細讀：「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之後我也發現：「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張愛玲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環顧自周，劍橋冰冷的夜色裡靜得只剩自己打字與心跳聲，樓下是一雙睡得嘴開開，在夢裡想著耶誕老公公想得笑出聲音的兒女，電話的另一端會隨時傳來那位等待著我下次回家徹夜長談，熬夜看電影的母親殷切的嘮叨聲。
我的世界跟她其實是不同的，我也因此永遠不會寫出像：「獸在幽暗的巖洞裏的一線黃泉就飲，泊泊的用舌頭捲起來。她是洞口倒掛著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遺民，被侵犯了，被發現了，無助，無告的，有隻動物在小口小口的啜著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揉合在難忍的願望裏：要他回來，馬上回來——回到她的懷抱裏，回到她眼底——」的隱喻。
也寫不出：「在黯淡的燈光裏，她忽然看見有五六個女人連頭裹在回教或是古希臘服裝裏，只是個昏黑的剪影，一個跟著一個，走在他們前面．她知道是他從前的女人，但是恐怖中也有點什麼地方使她比較安心，仿彿加入了人群的行列。小赫胥黎與十八世紀名臣兼作家吉斯特菲爾伯爵都說性的姿勢滑稽，也的確是。她終於大笑起來，笑得他洩了氣。他笑著坐起來點上根香煙。「今天無論如何要搞好它。」他不斷的吻著她，讓她放心。越發荒唐可笑了，一隻黃泥罈子有節奏的撞擊。
「噯，不行的，辦不到的，」她想笑著說，但是知道說也是白說。泥罈子機械性的一下一下撞上來，沒完。綁在刑具上把她往兩邊拉，兩邊有人很耐心的死命拖拉著，想硬把一個人活活扯成兩半。還在撞，還在拉，沒完。突然一口氣往上堵著，她差點嘔吐出來。他注意的看了看她的臉，彷彿看她斷了氣沒有。」這樣的自虐的趣味。
我當離開了，我該擺脫悲劇型命運的桎梧，重新尋找自己的聲音，也許就以這篇文章在此與張愛玲道別。
＊作者任教於台北科技大學，3月1日出任文化部政務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