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開學前備課的原因，一口氣要趕著印完整學期的講義，工程浩大，有近千頁。於是在一個星期天的午後拖著兩小到辦公室，一邊上班，一邊放牛。兩隻小狗，在影印機旁翻來覆去打起來了，看來不是辦法，於是給兩人各派任務，消耗過剩的體力。一個負責遞原稿，一個替我將剛出爐的一份份溫溫的講義用大釘書機裝訂。空檔時，她們會拿起講義有模有樣地讀起來或看看插圖。要上的課其中一周是有關張愛玲，所以小的看到文前這張張愛玲自拍封面相片時說：「媽媽這本書是妳寫的嗎？」我笑笑說：「媽媽寫的東西能跟她一樣好就好囉！」「那到底是不是？」「不是啦！」「為什麼？」「哪有為什麼？快拿來吧！」
少數認識我的人常把我跟張愛玲扯在一起，說我有她的「調調」，調調是一個很朦朧的東西，一種綜合的感覺，是釐不清的印象，一種聯想。現在連長相也讓小孩搞不清。一旦常被人說像，自己倒也覺得越來越像了。我的觸角便也跟著延伸到她的生命裡去了，想去搞個究竟，看看我倆到底哪裡像。幾年過去，翻遍熟讀她寫的與寫她的文章，把王蕙玲編的公視大戲《她從海上來》專心致志地看了一遍，胡蘭成的傳記與作品也瞎讀了好幾本，甚至汪精衛政府的歷史也好像多懂了不少，總之，眼界是開了。
日子長了，談她談多了，在小圈子中儼然也變成了半路出家的張學專家，不乏有人找我推薦她的文章，英中翻譯《色。戒》的學姊，也會請我替她校對，幫她留意張愛玲文中一些句意模糊的段落，還問我麻將裡的所謂「胡辣子」為何？就這麼興致勃勃地在騙吃騙喝的同時一面幫忙，一面學習，一頭就栽進了張愛玲的世界。從她的文字裡探索她靈魂她的幽暗，也從這幽暗中找到自己生命的光。
（從張愛玲折射自己的人生。取自網路）
回首探索的途中，我赫然看見滿滿是穿戴著張愛玲面具的鬼魂在路上遊走，不但評論家替張愛玲立起了座牌坊，把她奉為祖師奶奶，將許多後進的女作家紛紛列為張派的傳人。還有位小具知名度，替張愛玲立過幾本傳的學者宣稱，冥冥之中張愛玲借屍還魂來到她的世界，像鬼魅般鼓動著她的手道出靈魂深處的秘密。數不盡的部落格版主，將張愛玲的經典名句一一節錄到部落格中，更有許多人，用她慣用的語調，模仿著她那種對人生不帶留情卻蒼涼哀戚的領悟。漸漸的，這樣的口條看多了，我也慢慢把自己塑成了她的樣子。直到今天才發現，是我誤會了！這種感覺好像一個醜女走在路上，有個帥哥跟她微笑，她也跟著搔首弄姿，搞半天，越覺越不對勁，原來身後站著一個靚妹，自作多情了。
寫一篇故事，一篇短文本是一個點，這些點們小到只能夠留下意識裡一個瞬間的印象，絕非線性式的安排與計畫，更不能把一條條的線圍成一個平面，再將它和作者本身打上等號。張愛玲享有的名氣與盛名讓一切有關張愛玲的史料與文本大辣辣地被攤在陽光下，加上網路的傳播，所有的人都能將她的五臟六腑翻挖開來，鉅細靡遺地評點討論。從已知的角度往後望去，她的一篇篇文章結集成冊，加上生前未經篩選的書信、散文、小說全部公諸於世之後，任人都能從她身上踏過，或駐足停留，仔細觀察她文字中的細紋理路，這就好像在實驗室裡研究著玻璃罐裡浸泡著福馬林的腦袋。這些看客中，有人嗤之以鼻，有人嘆為觀止，但也有人不但嘆為觀止，還紛紛仿效，變成粉絲。這，就是文學的力量！
關張愛玲的生平論述鋪天蓋地席捲而來時，我的生命也是受到這陣強風衝擊的。曾經因看了《金鎖記》裡曹七巧超級變態的心理活動而脊椎發麻，終日食慾不振了好些日子，也因為《紅玫瑰與白玫瑰》裡蚊子血、珠沙痣的隱喻後不再相信愛情。又過一些時日，我還赫然發現，我跟她一樣，都有不愉快的家庭經驗，都是少小離家，都是不快樂的人，所以我也開始學習效仿她，開始寫起小說，想靠這個毫無錢途的技能，默默創出一個只能站一個人的舞台，開始也有了我自己的天才夢。
這個感覺在讀完她的十八歲所寫的得獎感言《我的天才夢》之後更加堅固。她說：
「直到我十六歲時，我母親從法國回來，將她睽隔多年的女兒研究了：『我懊侮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她告訴我，『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
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經過艱苦的努力我才學會補襪子。我怕上理發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裳。許多人嘗試過教我織絨線，可是沒有一個成功。在一間房裏住了兩年，問我電鈴在哪兒我還茫然。我天天乘黃包車上醫院去打針，接連三個月，仍然不認識那條路。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裏，我等於一個廢物。
我母親給我兩年的時間學習適應環境。她教我煮飯；用肥皂粉洗衣；練習行路的姿勢；看人的眼色；點燈後記得拉上窗簾；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千萬別說笑話。
在待人接物的常識方面，我顯露驚人的愚笨。我的兩年計劃是一個失敗的試驗。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親的沉痛警告沒有給我任何的影響。」
跟母親這樣的溝通經驗我也有，在一篇寫我母親的文章中我曾經提到：「高中畢業後，我逃到了劍橋，沒想到過的還是沒頭沒腦的枯燥生活，所有的店家傍晚五點就打烊，星期天不開。無盡的綠地上穿梭的是嘎齜嘎齜叫的老腳踏車。 一條原本能好吃懶做的狗，到了世界的盡頭，晚上在溼冷被窩裡啃的是ABC。再也沒見著徐志摩《再別康橋》裡的那一道彩虹。這麼地過了半年多春天裡的某一個早晨母親來了電話說：「我請了六個月的長假，想到英國去學學英文，順便陪你住住。」我那時聽了是又驚又喜，打算著能過著有媽的日子。離別了十九年的母女要重逢了。沒想到第一個晚上她就徹夜未眠地把我從未發覺骯髒的廚房大大洗了一翻，整個晚上我在床上聽的不是床邊故事，而是菜瓜布刷刷刷地刮著我的心。又因為生活習慣不同狠狠地吵了幾場架，半年成了一個月，她離開了。」文中並沒有將站在原地被她對我無能的驚異眼神時差一點殺死的感受寫出來，對於她的轉身就走時我的慌張與失望，也沒有言語可陳述，只是當時的我也是十八歲。
自從父母離異, 我跟了父親。老實說，他的名氣雖不如李鴻章響亮，家裡也沒有張愛玲家的排場。但同樣的，我永遠不在父親的小圈子中有過一席之地，他和新媽帶著初生的小弟出國、照全家福時，我從沒跟過，家裡擺桌請客，我也從不上桌，但我從小亦有隱忍不住的虛榮，趁他不注意時，我還是裝模作樣，挺招搖的。挨在桌邊想吃肉的日子過久了，還是會遭人嫌棄，像隻常就著人腳邊乞食的野貓，趕跑了又畏畏縮縮地爬回來。因為渴望，所以變得很不酷，我自小就是這樣一個常遭人嫌棄的孩子，我的過份媚俗使得我對生活上的人際關係毫無招架能力。
我沒有張愛玲的大時代做為離鄉背井的藉口，逃到英國來避難純粹只是混不下去，但所承擔的孤獨是一點沒少。近二十年了，英國的日子習慣了，算是個台灣的局外人了。當我知道張愛玲也在美國，嫁了位洋丈夫相依為命，但最終還是孤獨走完一生，身外之物少到只剩幾包塑膠袋時，我除了弔祭她外也開始準備起自己的喪禮。一次次在棺材中驚醒，除了看見身旁充滿譏笑在演戲的父親和女友外，才知道自己還沒死去。
對於從小一個缺乏愛但卻渴望愛的人來說，寫作是比起自殺稍有建設性，起碼是一個還能自我掌控的事業。張愛玲的戲劇化人生為她帶來豐富的靈感資源，我當初也想，我身邊的戲劇絕對不比她少，既然死不了，就做天才夢吧！在萬物都不由己的命運中，能忽然成為世界的主宰，一開始也興致勃勃。浸淫在替女主角穿衣，幫天空畫上一抹虹，下場毛毛雨的情境中，我當上了世界的主人。一年過了，埋在電腦裡的計畫多過變化，怎麼寫寫不出個像樣的故事。我再回頭猛然發現，我除了一廂情願地關注的相似之處把我跟她的根本不同忽略了。我完全看不見《我的天才夢》裡的：
「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籐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一個家庭悲劇。遇到筆畫複雜的字，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第二部小說是關於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我母親批評說：如果她要自殺，她決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為西湖詩意的背景，終於固執地保存了這一點。
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西遊記》與少量的童話，但我的思想並不為它們所束縛。八歲那年，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題名《快樂村》。快樂村人是一好戰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國皇帝特許，免征賦稅，並予自治權。所以快樂村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自耕自織，保存著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
我的三歲、七歲、八歲，甚至十八歲都不這麼回事。我沒能有像她一般早熟世故的靈魂，我的童年是在混沌游離中度過，國語講不好，台語也結結巴巴。青少年是在Disco舞廳，泡咖啡廳中過的，十八歲時心裡想的都是買不起的LV包，燙了再燙的鍾楚紅頭，當然沒得過任何文學獎，張愛玲所有的文學基礎與貴族身世所帶給她早熟與品味，樣樣離我很遠。所以我的文字也無法有：「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然而隔著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帶點凄涼。」以及像：「他們家十一月裏就生了火。小小的一個火盆，雪白的灰裏窩著紅炭。炭起初是樹木，後來死了，現在，身子裏通過紅隱隱的火，又活過來，然而，活著，就快成灰了。它第一個生命是青綠色的，第二個是暗紅的。火盆有炭氣，丟了一隻紅棗到裏面，紅棗燃燒起來，發出臘八粥的甜香。炭的輕微的爆炸，淅瀝淅瀝，如同冰屑。」這般的美麗。
當我重新細讀：「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之後我也發現：「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張愛玲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環顧自周，劍橋冰冷的夜色裡靜得只剩自己打字與心跳聲，樓下是一雙睡得嘴開開，在夢裡想著耶誕老公公想得笑出聲音的兒女，電話的另一端會隨時傳來那位等待著我下次回家徹夜長談，熬夜看電影的母親殷切的嘮叨聲。
我的世界跟她其實是不同的，我也因此永遠不會寫出像：「獸在幽暗的巖洞裏的一線黃泉就飲，泊泊的用舌頭捲起來。她是洞口倒掛著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遺民，被侵犯了，被發現了，無助，無告的，有隻動物在小口小口的啜著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揉合在難忍的願望裏：要他回來，馬上回來——回到她的懷抱裏，回到她眼底——」的隱喻。
也寫不出：「在黯淡的燈光裏，她忽然看見有五六個女人連頭裹在回教或是古希臘服裝裏，只是個昏黑的剪影，一個跟著一個，走在他們前面．她知道是他從前的女人，但是恐怖中也有點什麼地方使她比較安心，仿彿加入了人群的行列。小赫胥黎與十八世紀名臣兼作家吉斯特菲爾伯爵都說性的姿勢滑稽，也的確是。她終於大笑起來，笑得他洩了氣。他笑著坐起來點上根香煙。「今天無論如何要搞好它。」他不斷的吻著她，讓她放心。越發荒唐可笑了，一隻黃泥罈子有節奏的撞擊。
「噯，不行的，辦不到的，」她想笑著說，但是知道說也是白說。泥罈子機械性的一下一下撞上來，沒完。綁在刑具上把她往兩邊拉，兩邊有人很耐心的死命拖拉著，想硬把一個人活活扯成兩半。還在撞，還在拉，沒完。突然一口氣往上堵著，她差點嘔吐出來。他注意的看了看她的臉，彷彿看她斷了氣沒有。」這樣的自虐的趣味。
我當離開了，我該擺脫悲劇型命運的桎梧，重新尋找自己的聲音，也許就以這篇文章在此與張愛玲道別。
＊作者任教於台北科技大學，3月1日出任文化部政務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