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共生的問題是，由誰判斷哪個聲大哪個聲小呢？只能是一個人或是少數幾個人。這是一種「離不開主持人」的民主，中間能玩的花招太多了。中國共產黨式的假民主，包括現在村霸操控的村民自治，都是這麼玩的。
在廣場上欺騙十萬個陌生人要比欺騙身邊十個熟人容易得多。群眾愈激動，聚集愈多，善言辭會煽動的政客就愈是如魚得水。中國若是實行了代議民主，各種力量的首要目標將是跑馬圈地，爭搶制高點，什麼能贏得最多民意和選票，就把什麼炒作到極致，達到贏家通吃。那其中蘊含的危險，可不是把「民主」二字當成政治正確可以解決的。
陳：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問題，您怎麼看？
王：我承認資本主義加代議民主最能調動創意與活力，是最有利經濟發展的制度，但當人類開始面臨消費主義和生存環境的衝突時，以鼓勵個人自由發展為目的、政府合法性來自民眾普選的代議制度，是無法有節制社會的能力的。自利是人的天性，放縱的自利會成為貪婪，而只要缺乏節制，自利一定放縱為貪婪。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代議民主是一種縱容貪婪的制度。選民的要求就是收入不斷提高，消費不斷增加。經濟增長指針成為最高指令，逼迫所有政治家或政客都要服從，想懸崖勒馬都勒不住。這種由貪婪個人匯集的民主，只能走上物質主義的不歸路。
人類要有自由，我絕不否認，但人類也要有「節制」。沒有節制的話，一定會出現人類和生態的最終衝突，只是早晚而已。我與自由主義的距離主要在於這個方面。我主張在自由的平台上建立「節制」，靠什麼呢？就是「遞進民主」。
消費主義跟民族主義或族群衝突之間是有連帶關係的。消費主義帶來資源的爭奪。這種爭奪往往是以族群或國家為單位，比如說，新疆的民族衝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移民，移民造成了水資源的爭奪。當人類的消費慾望愈來愈擴張，資源又愈來愈緊缺，這種衝突也會愈來愈加強。中國很多的民族主義情緒，針對西方的、針對少數民族的、針對漢族的，其實都是在消費主義和經濟擴張的背景下產生的。
在中國，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大問題都比西方要嚴重。生態的極限在中國已經不遠。至於在中國60%領土的新疆、西藏、內蒙古的民族衝突，中國若是實行代議民主，那不會是達賴喇嘛說的「只要中國民主了，民族問題一個星期就可以解決」，更大可能是各民族的極端主義走上前台，成為主導。
陳：您在《遞進民主》中曾以台灣為例。
王：如果現在的中國政府打台灣，會被認為是專制對民主的進攻，民主國家會為此保護台灣。但若中國實施了代議民主，在極端民族主義的鼓動下，選民以符合程序的多數投票贊成打台灣，包括打西藏、打新疆，不是沒有可能的，那時國際社會該如何判斷與對待？我把代議民主稱做「數量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