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不同是，中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定期選舉，「逐層遞選」可以隨時選舉，以新人取代原有的當選者，這類似你說的「隨時召回」。蘇維埃的「隨時召回」之所以最終變得有名無實，同樣是因為規模。當不可能自發地協調串聯進行重新選舉時，主持人便會想方設法控制選舉。蘇維埃制度後來的發展的確如此。遞進民主的隨時選舉相當於皇帝可以隨時罷免手下的官員。既然不可想像皇帝只能定期罷免官員，為什麼民主就只能定期挑選官員呢？代議民主的定期選舉更多是因為大規模選舉無法隨時舉行，是出於技術限制的不得已；遞進民主卻是在技術上找到了方法。
不必擔心因此會頻繁更換當選者。「隨時選舉」的規則使得每個當選者在決策前都會先在頭腦中「模擬選舉」，想方設法迎合多數，反而使選舉在很大程度上無需發生，甚至可能比定期選舉還少。既然皇帝不會因為有隨時罷免的權力就不停地撤換官員，為什麼擔心民主會這樣做呢？如果民主是那樣無理性，我們又爭民主幹什麼呢？
還有一個不同，「遞進民主」是「議行合一」。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只是「議」，也就是立法(甚至這也是假的)。而具體執行權力的行政系統，全是自上而下任命。「遞進民主制」的「議行合一」並非把立法和行政的權力合在一人身上，而是合在一個體系中——每個當選者是下級層塊的「行政首長」，同時是上級層塊的「立法者」。立法與行政既有聯繫，又有制約，而且比分立的權力有更多層的制約，卻能避免分立權力之間的脫節與對抗。
遞進民主的轉型不需要重新規劃與建立「層塊」，不需要從頭建一套新體系，不會把原有社會組織推倒重來，因為它需要的層塊在社會生活中一直存在，遞進民主只是把權力關係反過來，社會就從統治結構變成自治結構。區別僅僅在此，對社會結構的觸動和改變最小，變化卻最為徹底。
我之所以能夠在1975年產生遞進民主的基本想法，正是因為那時整個中國都納入在一個單一的權力金字塔中。農村結構是生產小隊、大隊、公社，工廠是班組、車間、分廠、總廠，結構非常清楚，只要權力源頭一調就行了。如今隨著中國社會的多元與複雜化，產生很多民營企業，多種生存狀態。適應這種變遷，我把社會組織分成私權、眾權(集體)、公權三種性質。私權組織不實行遞進民主，眾權組織可自行選擇，公權組織實行遞進民主。
「縮小範圍」和「隨時選舉」是遞進民主的兩個基本點。民主的範圍縮小到社會基本單元，再由隨時選舉(逐層遞選)組合在一起。而只有把民主的範圍縮小，每個範圍才能實現充分溝通和隨時協商，決策和選舉都無需依靠主持人，也才能實現隨時選舉——大家相互表個態，馬上就能得到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