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君山在回憶文章中還提到兩件事，一是八位被告在死亡判決下都很堅定，證詞流露人的本性。呂秀蓮的證詞感性，讓平常冷靜的記者也不停地流淚。處理此事的有關單位原主張依叛亂罪之法辦理，至少判一人死刑以儆未來，而施明德是累犯，最有判死刑的可能。後來是蔣經國聽取另外一邊聲音，尤其考慮到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族群和諧，才槍下留人，採取依法量刑卻一律減刑的處理。但八位被告不知道幕後運作，所以仍然是面對死刑。
沈君山認為八人中林義雄最強硬。在軍事審判期間遭遇林宅血案，母親和雙胞胎女兒遇害，長女林奐均重傷。當局從政治面、人道面都有意對他從寬處理，但前提是他不要出庭，不要和其他面臨死刑的七被告連在一起。當局意向已經轉達他的律師，律師也向他轉達，並準備把他請病假的訊息於庭上宣布，誰料審訊當天，他居然不聽勸告，昂揚出庭。對這個與同僚不離不棄的硬漢，沈君山說他不免長嘆一聲。
美麗島大審給我的理念和心靈的啟示，一是只有可以宣傳任何違反憲法、推翻體制的言論自由的政體，人民才享有真正的自由，若沒有，那麼什麼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都是一紙空文；二是必須真正實現人民可以通過選舉去合法顛覆政府的體制，才是民主體制，若沒有，什麼民主法治也都是一紙空文；三是在爭取人民自主權的抗爭中，只有林義雄這樣的剛強、施明德那樣的從容，八被告的視死如歸，才可以喚起民眾；四是也要有當局的明智，哪怕一點點明智，才會帶來轉機與改變。
這幾點啟示，對我日後評論時局和編輯寫作，帶來頗深的影響。
失敗者回憶錄94：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出版自由的最大責任，就是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
畢生在媒體工作，對言論自由一直敏感。自1955年進入出版界，到2020年國安法在香港實施，這六十多年我充分運用香港的言論自由，為兩岸三地幾十年變遷提供了歷史初稿。
所有國家都說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但實際上各地施行都不同。我在實踐中不斷認識其意義和複雜性。《七十年代》刊登過不少講言論自由的文章，許多論述都側重中國的言論自由。但從司法裁決的具體案例，影響社會的言論自由的文章，就以1980年五月號刊登余剛的長文《言論自由的原則與實踐》，寫得最詳盡和有趣。
不要認為只要不多言，避談政治，言論自由就與自己無關。想想過去香港曾經蓬勃發展的流行文化，才華橫溢的人才和巨星紛現，是在怎樣的環境下產生的？就知道充分的言論自由重要性。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離不開言論自由。對言論自由逐漸而深入的了解，是我思想歷程的重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