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其中，首當其衝引起華人學界廣泛關注的事件，是2018年民進黨教育部對選舉產生的台大校長管中閔（曾任馬英九時代的政務官員）的拒絕任命。正如當時法國塞爾奇·蓬多瓦茲（CY Cergy Paris Université）大學張倫教授在《金融時報》發表的評論(《臺灣民主向何處去》)：如果只以藍綠劃線判斷是非，以獨統評判國事，甚至不惜以行政命令干擾大學獨立與程式正義，「恐將惡化島內政治生態，毒化社會與學術氛圍，並延誤臺灣有關國家發展、經濟政策和文化理性的探討；也會使人們在面對未來時喪失方向，陷入茫然與無力」。
臺灣路在何方？
觀照龐建國先生憤激沉痛的遺言，令人不由得想起清華大學國學院王國維先生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值得思索的是，在其絕望的身後，付出社會極大代價的北伐，並未真正解決派系之爭，反而在隨後的歷史關鍵節點屢屢造成極大的牽制。而更值得觀察者們注意的是：類似的激烈事件，近年在臺灣政壇已然不是孤例。2020年6月，高雄市市長、藍營政治家韓國瑜遭到罷免，高雄市議會長許昆源同樣發出「社會這麼沒有是非」之感歎，並同樣以高空墜亡的方式，以血肉之軀向社會「因特定政黨而失去是非、正義與真相」，做出激烈抗爭。
而自中美貿易戰升溫、且曠世疫情爆發以來，中美經濟脫鉤與科技競爭進一步激化，世界意識形態的較量及利益紛爭也日趨白熱化。當前，在涉台問題中最為主要的三方，無論是中國大陸、臺灣亦或美國，均同樣面臨著來自自身內部及國際局勢的進一步挑戰，前途均充斥著某種風險性，即各自面臨著亟需解決的難題。
美國自國會山暴動以來，如何對內安撫全球化過程中失利的底層白人，克服「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的民粹主義思想，並進一步解決種族問題，已經成為拜登政府的巨大挑戰。而目前更為緊要的，則是克服當下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對外重塑有效率有效用的國際協作。而於中國而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一步規範市場化，以及克服僵化的官僚主義體系，遏制利益集團。與此同時，如何應對維藏蒙等少數族群的主體意識要求，以及對待人權議題及言論空間等，亦成為極具挑戰性的難題。
在理性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所推崇，各國仍需持續發展經貿的前提之下，2022年1月1日，中國大陸加入的東亞板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正式生效。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該組織並不考慮意識形態及價值觀的爭端。中國的加入，可視為其繼續開放，謀求國際協作的重要信號；其無疑也將與日韓等東亞國家形成更為緊密的利益同盟體。而據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報告，2021年中國貿易進出口首次突破6萬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可以預見的是：因最早從疫情中恢復，中國經濟將在未來仍然具備一定上升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