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報壇元老徐鑄成於1980年來港時同我說，那時期《七十年代》的一連串文章，如劉少奇、彭德懷的平反，對中共建政20年的評價不是右了而是左，是我們在香港首先提出來的，「對國內起了很大推動作用，對鄧小平他們，也起了幫助掃清道路的作用」。他所指的，主要是「中共左傾思潮探索」的三篇長文，三篇文章回顧了中共建政後不斷搞階級鬥爭的左傾歷史，特別提到中共歷來都只是批右傾，而不批左傾，即使批四人幫，也說他們是「形左實右」，表面「左」，實際上「右得不能再右」。這樣的論定就無法正本清源解決左傾思潮問題。
這些文章，都是麗儀起的初稿，再由我修飾完成的。她在中國生活了20年，經歷幾乎所有的政治運動，累積的事實真相一直在腦際盤旋，四人幫倒台使她產生了把見聞思想寫出來的衝動。只不過她的文字功夫稍缺，這點就由我補充了。
除了齊辛發表中國局勢與思潮的評論之外，《七十年代》也繼續廣開言路，刊登許多海外知識人談中國問題的文章，其中特別要提到的是台灣《自由中國》雜誌在美國的主要撰稿人朱養民的長篇大論，他從制度的層面去檢討中國的政局走向。
從1976到1979年，《七十年代》緊盯著中國局勢，針對海內外左派的思想認識，不斷作前導性的分析。雜誌不僅在海外的銷路大增，而且在中國大陸也開始可以訂閱和郵寄進口了。我在這三年也多次到大陸，特別是在北京，看西單民主牆的大字報，同中共高幹和前衛人士談話。
中國在 1978年5月的《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理論上推翻「兩個凡是」，並由這開始了「民主假期」。在那兩三年，《人民日報》發表的調查報告和讀者來信，西單民主牆活潑生動的大字報，文藝雜誌刊登作家揭露現實醜惡的新作品，人大和政協也有揭發弊端的小組討論和大會上的大膽發言。
1978年11月鄧小平會見外賓時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又說，「民主牆」是好事，人民有這個權利。鄧小平的談話，刊在北京各大報上，消息傳到民主牆，大約有七千人從西單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慶祝。
所有這一切，都使人對中國的前景抱有希望。
1979年五月，《七十年代》在中國大陸的訂戶沒有收到雜誌，中國海關給訂戶發出通知，聲稱包括《七十年代》在內的五份香港刊物，「因有有害國內安定團結的違禁內容，不准進口，已按上級規定予以沒收。」
1979年三月，北京公安局以「反革命宣傳鼓動罪」逮捕了民辦刊物《探索》的主要成員魏京生、「人權同盟」主要成員任畹町等，10月16日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西單民主牆也關閉，不能貼大字報了。
這意味著「民主假期」結束了。隨著華國鋒最高領導者的地位被鄧小平取代，鄧的權力趨於鞏固之後，中國的政局也就有了改變。我開始認識到：所有在中國貌似開明的言論，都是為權力鬥爭服務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不是純理論探討，它的目的是要打擊提出「兩個凡是」的華國鋒。當時，我們雜誌認真討論「真理標準」，一方面認同要以實踐作檢驗，另方面也提出真理沒有絕對，實踐也不是唯一標準，天體演化、生命起源、進化論等等都沒有經過實踐，也達成相對的真理。但《七十年代》對真理標準的這種認真討論，不但在中國報刊見不到，而且這種討論恐怕也妨礙了對「兩個凡是」的批判。對掌權者來說，一切都是為了權力，任何有利於鞏固權力的就予以利用，若深入討論會妨礙掌權者利益，就會拋棄。專權政治下的所謂民主，不是目的，而是可供奪權的手段，奪得權力成為新掌權者之後，民主即終結，故稱之為「民主假期」。
對中共海關沒收《七十年代》，我們也作出應有回響，由這裡開始，我們與中共疏離。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