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蔣四人小組賴文雄很晚才參加，事實上就只是鄭自才和我們兄妹。自才是自己人，我們兄妹間也從小就有很好的默契，除非賴文雄也在，其實不需要有多少討論。晴美話雖不多，事事細心的她一直在思索細節，就像前文說過的探視陳師母的經過，我們很快就形成默契。像槍怎麼帶到現場的事，「開會」時雖然談過，其實是我們事先去偵察廣場飯店現場時才一起決定的，包括怎麼趨近飯店，怎麼趨近飯店入口，用甚麼皮包放槍取出時最方便等等。計劃已定，各種可能後果也早已推算過，我們不再去想它談它，只有練習如有必要假裝是情侶該如何進行最好時，擁抱和牽手似乎比平常緊。
四月二十四日執行那天，我是這樣記憶的，就像晴美逝世後，我給老友王秋森的信所說的：
這幾天常常想起在 Plaza Hotel南邊的巷子和旅社亭仔脚南端交角，她從手皮包拿出槍來交給我那一幕。她抱了我一下，抬頭看著我說 “I love you”，動作鎮定自然，臉上也看不出悲傷；只有我親她的前額時才看到她的眼角有一滴閃亮的淚珠。然後我就得轉身走了，因為CCK的車隊已經到了中央公園另一端的轉角……
刺蔣意外失敗，大哥和丈夫被捕後，她的更多工作才正要開始：譬如說必須儘快開車到一座橋上丟掉家裡的另一把槍、接觸律師、上法庭、探監，安慰家鄉父母親人……。我和自才棄保逃亡後，又是遠渡重洋浪迹天涯的另一串奔波，包括丈夫後來被美國政府要末引渡，必須救援。雖然不是完全沒人協助，許多事情必須有她以妻子的身份介入參與，而且她還必須找到工作，同時養活自己和帶大兩個孩子……。
最後我想談談作為女性主義者的晴美。我曾經以「讀不讀師範學校」那一役為例，說她是一個「天生」的女性主義者。事實上，加引號的「天生」當然只是一個比喻。女性主義除非已經融入社會價值和規範，必然還是對社會偏見與成見的揭露、透視、衝撞和戰鬥。讓我舉一個近在家中的例子。家父除了是有名的工作狂水利工程師外，還有模範丈夫的美名：每月領到薪水後原封不動交給家母，要了點零用錢之後，便忙他的工程建設去了；其他除了幫著張羅孩子學費之類外，家中事務便都交給家母。公務員薪水不多，有好幾個時期，家母得帶著孩子種菜養雞，替人做衣服，還當選過模範母親。孩子中最大的是我和晴美，是她的助理。年紀雖小，我們也聞得出其中的不公、複雜和諷刺：尤其是晴美，因為我雖然在家很乖（種菜養雞煮飯之外，我還曾是家母做衣服時的「折邊」、「燙邊」高手），但因為在學校不「乖」而「遊學」四方，我的份額便大半落在她肩上。不只如此，家父又是如假包換的一心從公的工作狂，因此不像讀不讀師範學校那一役，連抗爭都沒有多少道德空間。（對家父部份有興趣的讀者請看〔註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