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我這個「怪咖」之外，我家算得上是模範家庭，家父的「模範丈夫」得到別人—也就是社會—的承認和讚美（雖然也摻雜一些男性的奚落取笑），家母的「模範母親」還有國家的背書，但晴美和我因為身歷其境又為母親深感不平，對這種社會承認讚美和國家背書難免有些不知如何看待的保留和疑問，但年紀還小，我家又不是最壞的例子，當然還不知如何解剖透視。所以1964年她已注意到Betty Friedan，一點都不令我驚訝。這不只是因為我已經聽台北的女性外國友人說過Betty Friedan，而且是因為我馬上想到了我們當初曾有的保留和疑問。1963年後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逐步擴散強大。她知道我常參與見習各種社會運動，見面便常問我婦女解放在進步組織裡的發展實例。除了來自這些組織內部的批判往往最尖銳之外，這也是因為她注意到台灣人的社區社團還沒有趕上潮流，她常因為同志難尋而感慨很深。
這裡不是討論女性主義或婦女權利的地方。晴美雖然不善理論，但她是個看清了問題和道理以後便會有自己的主意的人。所以最後讓我只舉一個很多人很感興趣但又覺得不便公開討論的話題為例，亦即她和鄭自才的離婚。
1993年時我還在流亡，她有一次和第二任丈夫Percy（一位公共雕塑家）去看我。那時她告訴我說，早在鄭自才落難前她就決定要離婚了，而且決定和Percy結婚前，也和瑞典進步圈子的人士是好朋友—包括一個瑞典左翼日報的專欄作家。但自才落難了，她自然要把這些先放在一邊去全力支持他，因為援救及後續工作裡有她以妻子的身份才能出力的必要角色一直到他出獄為止，後來自才脫難後也是先分居而後離婚。因此對有些人諸如「茹苦含辛」、「賢妻良母」之類的讚美，她說她是「既領情又難以領情」。領情是因為讚美是出於善意，難以領情是因為她這樣做是根據她自己自主的價值和原則，並不是出於傳統的社會期待或誡命；那些讚美雖然出於善意，卻同時也在無意中貶低了她，也貶低了她對鬥士同志鄭自才的敬重和仍有的無關男女之情的其他感情。比起七○年代，現今台灣社會已經有較大的進步，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應該能體會欣賞她對兩者的區分。
以她的脾氣，我知道她不會那麽容易自滿，但我相信我這個一百五十四公分高的妹妹，在經歷了那些令人憐惜和欽佩的奮鬥鍛煉後，在臨終時已經是她所自勉、所追求的「一個更完整的女性，一個更完整的人」了。
比起其他篇章，這篇追思已經過長，最後我只想跟晴美說：預防想念妳時心裡太痛，我已經請阿青留下一小瓶妳的骨灰，將來要送回台灣舉行另一個葬禮。這回地點是法鼓山的生態葬草坪。比妳早走一百天的勝美已在那裡，這樣，妳既可以回到故鄉，又可以和小妹在一起，我們也可以隨時去看妳們。妳說這樣做好不好，Cecilia？
〔註1〕 我在2018/02/21《鏡週刊》的專訪裡把這件事的時間記錯為晴美從初中（而非小學）畢業時。已商請該刊更正。
〔註2〕《刺客的老爸》家父黃耀輝葬禮紀念手冊，可在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調借。家裡還有幾本，研究者也可以透過前衛出版社索取。
黃晴美紀念座談會──
時間：3月25日（星期日）下午2:00～4:00
地點：228國家紀念館1樓展演廳（台北市南海路54號）
＊作者為「四二四刺蔣案」主角，並為中華民國政府海外黑名單解禁的最後一人。現任台灣人權促進會顧問、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本文收錄於《天涯．人間．晴美：黃晴美紀念文集》（前衛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