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美大學讀的是師大英語系。之所以不選台大外文系而去師大英語系是有原因的。我們都喜歡英語，高中時就合資買「林格風」（linguaphone）英語唱片，能放就放出來練聽講。這是一個天主教修女的建議：與其花太多時間讀文法或只練閱讀，不如把許多例句整批聽熟記熟，文法自在其中，而且直接有助於當時連英文老師甚至教授都最弱的聽說寫，聽熟「林格風」是個很便宜的另類「沉浸學習法」（immersion method）。後來晴美有機會和台大外文系的同學姊姊認識，覺得台大輕語重文，英文的聽說寫不很高明，又聽說師大有個採取密西根大學系統教學法的中心，有高科技的語言實驗室，還有很多外國老師，就決定專攻語言教學，報考師大，連我也間接受惠，認識了中心的一位美國老師，大大有助於在我在信義路的國際學舍交朋友、借禁書。除此之外，晴美有時很固執，心卻極軟，補償撫慰家父在「偷偷考北二女」事件所失的「面子」，可能也是次要因素。她對語言教學的興趣後來也發生了作用。後來她拿到留美獎學金，聽說英文自傳寫得好是因素之一。這也解釋了一向就擔心母語存亡的她，為甚麽一有機會回國，馬上和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連繫，和執行長陳豐惠成為好朋友，自己學習研究母語書寫之外，並投稿捐款，有一年夏天還送女兒日青回家鄉學習母語。
但更重要的還在後面。流亡瑞典時，她瑞典語文學得很快，也很快找到教移民瑞典語文的工作，否則，瑞典雖然是福利國家，她哪能在那麼多年裡獨自撫養一對兒女？ 而且帶得那麽好？更更重要的是，像她有一次跟我說的，獨立的謀生能力讓她有機會成為一個「更完整的女性，一個更完整的人」。這句話她可不是隨便說的。有多少Sputnik世代的（甚至比先生更優秀的）女性後來被鎖在母親和主婦的傳統角色裡？她看到的例子太多了。
很少人知道晴美曾是我的學姊。1963年她申請到匹茲堡大學的獎學金，那年就到該校讀社會學研究所。那時我剛服完預備軍官役，回政大讀新聞研究所研二。她鼓勵我也去申請匹大，我申請到了，在1964年出國；所以在她和鄭自才結婚搬到巴爾的摩以及我1965年轉學康乃爾之前，我們確實曾是學姊弟。但更值得一提的是，1963、1964、1965年碰巧也都是極具時代重要性的年份。1963年Betty Friedan出版The Feminine Mystique（女性的迷思）這本開啓了第二波美國女性主義運動的書；1964年的柏克萊言論自由運動是大規模學生運動的首場；1965年的進軍華盛頓（March on Washington）則是第一場大規模反越戰示威。晴美1964上半年寫給我的信就提到Betty Friedan（這點稍後再講），我從台北國際學舍的美國朋友也聽到的各地各種較小規模的運動，現在已經開始匯流、擴散了。台灣人也一樣，全美台灣獨立聯盟就成立於我到康乃爾的次年1966年。這就是晴美和我這兩個Sputnik世代所看到、體驗到的美國。這股潮流，這波風暴在1968年達到最高潮，其間及之後頗有可記之事，但請容我略過這些年，談談1970年的刺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