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文的前兩篇，在下已經盤點兩黨在本次能源公投的隱匿並計算相關碳排放。本文則以「永續」切入，談談當今「漂綠體制」運作現象。
一、永續發展的定義
首先，本文的標題其實是騙人的，想定義「何謂永續」註定是徒勞無功。以本次能源公投而言，即使只看三大面向經濟成本、環境成本、社會成本，所牽涉的眉眉角角，除了全知全能的上帝，應該沒人可以生出一個「完美定義」或「完美標準」讓大家遵循。不過，關於永續，廖桂賢給出了非常善巧的說法（2017: 203）
永續是過程，而非終點，永續的未來不會是一個恆久穩定的世界……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了多少……等等帳面數字固然是好用的設計規劃工具，但卻不該是永續設計的核心目標，也不見得能給我們一個高度適應力的生活環境……其綠或不綠的表現，應該取決於：這個設計案創造了什麼環境效果?又促進了什麼生態機制?
然而，在遇到不同的「生活」價值觀衝突時，本次公投最常看到的論述就是，要遵從科學至上，以實證科學數據作為最後的依歸。以此，不妨介紹一下貝克（Ulrich Beck）風險社會思維的理路。
二、從科學到風險
歷年來台灣政府說到風險治理，大致上是像這樣：某政策A具有風險（A可以是核電、大潭三接、或其他東西）。根據科學數據，A的風險極低，因此為了重要利益B（姑且假設A真的可以帶來B），基於利大於弊，我們應該接受A。然後雙方陣營開始檢查對方的科學數據跟研究方法是否真實可靠。而民眾時常被「專家」教育的就是，只要確認科學數據沒問題，我們就應該接受A。
不過，貝克所談的反思風險社會，並不是在鼓吹大家攜手信仰、發展實證科學，也不是在說要如何傳播、取得「正確科學知識」，更不是在說科技風險好可怕，什麼都不要。當然也不是在倡議我們需要英明的政府、企業施捨經費，讓產、官、學與公民彼此精益求精，共同治理風險。貝克的看家本領在於，挑戰以「機率」為基礎的風險科學，探討工業社會「人為決策」產生的巨型風險。
對於各種風險，現代國家的治理方針就是透過各種實證數據，以數據、機率為基礎，設定一個可接受值（例如，容許水泥業炸掉山頭的範圍、容許開發案剷除自然綠地的面積、容許爐渣存放在農地的數量、容許某些化學產品等等）。然而，巨型風險一旦真的化為現實災害（土石流、糧食危機、生態破壞、農地工廠火災等等），所謂的可接受值也僅淪為參考。以「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 ICRP）所設定的「既存暴露情境」（existing exposure situations）來說，乃是提供「參考值範圍」，一般民眾每人有效劑量為每年1-20毫西弗。其實已經明示，根本不可能採用固定的「科學標準」，而必須考慮各種財務與人力成本，就看誰比較倒楣遇到意外。福島核災後，福島地區的民眾標準就被日本政府設定在上限的20毫西弗（聯合國2018新聞稿）。而20毫西弗，其實是原本核電廠內員工的標準。
因此，一旦風險真的變成災難時，其後果往往出乎意料，至於要善後到什麼程度，也非科學所能單獨決定。換句話說，連巨型風險的「弊」有哪些都是未知（例如藻礁生態系至今也未調查完畢），說「利大於弊」只是空話而已。
由於巨型風險的成因與後果都過於複雜，難以追究責任。政府與公民也未必有時間、意願、財力跟能力去「治理」（例如，高雄、台南農地爐渣）。因此，貝克稱之為「組織性無責任」的社會。乍看之下，現代社會一切的運作，都按照科技理性計算各種機率來決策，加以嚴密的組織化、數據化，各單位權責分明。然而對於各種實際災難後果，卻無人可以負責善後。要不然就是學日本政府，直接把整個福島地區比照成核電廠標準，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以此，貝克徹底粉碎了把實證科學當成最終依歸的信仰。自從工業時代以來，主流社會信仰實證科學可以「預知、控制、趨吉避凶」，就像天氣預報提供最佳判斷，無止盡精益求精，讓整個社會逐漸邁向天國般的幸福。然而，現實上卻變成無限輪迴各種災難意外的擺爛地獄。每個人不可能記得自己至今為止吃過幾片麵包，對於各種層出不窮的風險意外，多數人也是無力逐一追究，乾脆順從金權勢力就地合法，不了了之，讓自己安心。
2015-2021…化石資本、利益團體與歐盟執委會決策官員一共舉行了568次會議，…決策官員更是肆無忌憚地涉入71件化石資本的旋轉門案件。…所謂的「淨零排放」並非指完全不排放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是指「任何溫室氣體排放皆可藉由抵消大氣中同等數量的溫室氣體，從而達到平衡」…如此一來，跨國企業不僅毋須立即從工業生產的源頭減排，更可堂而皇之地以「將於2050年、2060、2070年達成淨零」為名，加大化石燃料、礦業的消耗、開採力道。（周世瑀，2021，上報）
以台灣而言，雖然監察院在2014年已糾正各縣市自稱「科學專業」提報的都市計畫浮濫，國土空間規劃混亂不堪，白白浪費社會成本、生態資源，至今也未見有誰承擔法律責任或政治責任，兩黨高層依然樂此不疲，沿用既有土地制度，繼續推出開發案。
三、從科技理性到社會理性
既然實證科學無法代替上帝作出最後裁決，貝克主張「社會理性」納入民間社會不同的價值觀與公民知識進入政府視野，雙方以平等的姿態作出決策，或可視為哈伯瑪斯「溝通理性」的同路人。社會理性與溝通理性雖然導入「程序正義」與「民間多元價值」、「公民知識」等概念來跟實證科學、金權統治分庭抗禮，但貝克與哈伯瑪斯兩人並未反對開發新科技，也非否定實證科學的價值，而是期待在「迴避巨型風險」的共識下形塑新的經濟、社會模式。講白一點，就是鼓勵民間勇於提出新的可能性，挑戰既有金權體制，捨棄傳統經濟成長萬歲、科技發展萬能的思維。
回到能源議題，兩黨都是追隨國際「減碳」口號，實則把能源議題窄化成「發電問題」（按照溫管法六大部門分類，發電廠貢獻碳排大概全國的一成而已），再把責任說成「大家」都要用電，進而掩飾資本、國家、民間社會三者之間財力、權力與責任不對等的現實。尤其欺善怕惡，遇到廠商、業者抗議時，兩黨一向貼心讓步，而不敢說業者「極端」，更不敢動員網軍毆打、恐嚇廠商。
前文已指出，全國用電與碳排最大宗的製造部門，減碳貢獻微乎其微，其實，運輸部門政府設定的目標也僅為2005-2025由3800萬噸減為3500萬噸。反觀對於空污、碳排無關痛癢的三接大潭8、9號機，黨國高官卻如同巨嬰般委屈哭天搶地，歸罪於藻礁團體。
而甚多公民的心理狀態也如貝克所料，在面對各種風險無人實質負責，也不敢質疑政黨宣傳「缺電、空污、碳排」假資訊的情況下，轉而擁抱愛國主義，暢談「台灣隊」，期待大有為政府跟 蔣總統一樣聽取忠心建言，在「新科技」的庇佑下建設國家，而把民間抗議者當成「來亂的」。
兩蔣雖是「獨裁者」著名於世，然念念不忘「禮賢下士」的古訓…從事科技人才羅致和培育，及充實研究實驗設備…在國際科技界發光、發亮！吳、徐的智慧確乎高人一等！（呂一銘，2018）
十大建設給我們信心跟願景…可是如果沒有當時的遠見、特別是蔣經國總統他的睿智跟決心，我們不會說：前人開路、後人幸福；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林佳龍，2020）
「對於這種期待救世主的想法，我們後納粹世代的德國人是很難笑的出來，不過即使笑的出來也解決不了問題…」（Beck, 1995）
五、漂綠民主再出發
經歷本次能源公投，應可視為台灣仍處於30年來「漂綠民主」的體制，政府在法規上排除「社會理性」的聽證制度，也等同宣告，未來土地開發、廠商用電、空污、碳排的管制，就是維持政黨高層自行決定模式（公投後第二天，交通部隨即宣布宜蘭高鐵站土地開發）。漂綠體制下，大概又可分為：
1.開發制度漂綠：
從苗栗大埔、林口A7、大潭三接、桃園航空城、新竹台知、竹東二三重埔、高雄果菜市場、高雄橋科、南鐵東移、台北社子島、宜蘭高鐵站等等各種「說明會」、「工作坊」、「座談會」，包裝民主形象。但實質法規面上，一切「依法行政」 由政商高層說了算數，連送市議會審查都不用。廖桂賢（2017：200-205）指出，多國打著永續城市之名推動城市規劃，並融入各種環保相關指標，以為達成指標就是永續，而無視生活環境是否能滿足安居樂業。甚至以永續之名迫遷大量居民。此等違反生態、違反人道之計畫，僅是「漂綠」，而非真正的永續。
2.責任漂綠：
2019年全國總碳排2.87億噸，分屬六大部門，環保署盤點製造部門占五成以上。就算三接大潭8、9號機現在已經上線發電，貢獻能源部門的減碳效果也只有約100萬噸（以溫管法規定分配碳排）。但兩黨都誤導民眾，把主要責任推給發電廠。表面上，兩黨在能源議題鬥得天昏地暗，實則共同幫製造部門推卸責任。
3.愛國漂綠：
一般民主國家的社會學、政治學常識乃分為政府、資本、民間社會的制衡互補關係，在台灣被政府扭曲成：民眾必須服從政府自行核定的開發案來「民主治理」，或是要配合政府欽定的「每年用電成長2.5%」框架來追求「減碳」，彷彿重播日本殖民時代栽培「御用紳士」、「愛國婦人會」，分化台灣民間社會的歷史。「現在我們台灣，也漸有急進派和穩健派的分化，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又是進化的過程。御用報紙也大搖大擺地議論急進派和穩健派的對立。」（蔣渭水，1927）
針對台灣政治運動陣營內部激進與溫和路線的內訌，台灣總督府當局極早即有計畫地擬定對策，促其猜忌對立、芥蒂橫生，激化左翼更趨激進、拉攏右翼製造分化，最後官憲收網，自左而右一一遭到各個擊破，終至全面瓦解。（陳翠蓮，1987）
5.減碳漂綠：
雖然無法幫永續發展安立一個「完美定義」，但至少聯合國開出17個面向。兩黨長期以來打著減碳口號，既不敢得罪製造業、營建業，又把其他面向當成附庸，造成更多後遺症。正如林憲德（2008）預言的：
「綠建築」只是對於人類破壞環境的一點點療傷而已，別讓它成為破壞環境的白手套。同時也呼籲政府官員，寧可不要執行「綠建築政策」，千萬不能讓「容積率獎勵」造成子孫的浩劫……本人身為我國「綠建築制度」的催生者，基於環境良心，不得不在此鄭重呼籲相關單位，應該立即制止這種糟蹋環境、禍延子孫的暴行。坦白說，處於大量耗能、嚴重浪費的時代，現行「綠建築標章」只是以節能、節水百分之二、三十為目標而已，但是容積率獎勵所帶來的資材消耗、能源負擔、二氧化碳排放、交通超荷、公共設施不足、擴大城鄉差距等，其危害程度是千萬倍於「綠建築」之貢獻度的。
歸根究柢，國際呼籲「減碳」背後的邏輯，是害怕全球暖化破壞生態環境，威脅人類生存。兩黨平常放任毫無節制土地開發，又讓工業部門為所欲為，形同政府直接出手毀掉台灣生態環境、生活環境，炒爆房價讓台灣人難以生存。高層官員反而自鳴得意，自以為站上世界舞台而睥睨蒼生，彷彿時間停止在 蔣總統時代。
6.主體性漂綠：
長期由政商高層主宰開發並壟斷土地資源，以至於老百姓被政府隨意迫遷，苦於高房價無立錐之地，宛如被蛇盯上的青蛙。政府猶然津津樂道炒作新建案的潮流，導致台灣民間主體性幾乎蕩然無存。連1980-90年代的民間社會都敢直斥政府不用討好美國引進核電，並從文化、政治、經濟、工業、勞動、權力、環境、知識論多面向批判以建構台灣民間主體性（參見《林俊義文集》、《宋澤萊小說集》、《台灣環保聯盟史料彙編》）。反觀本次公投，民間媒體充斥經濟成長、穩定、建設、忠黨、愛國之流論述，不忍卒睹。
民間既然缺乏真實主體性，近年來各種台灣歷史劇，讓老百姓回味「劇中的台灣人主體性」自我陶醉，跟馬政府時代推銷的「蔣家統治下的中華民國主體性」，可謂異曲同工之妙。這些「假的主體性」反映在社會上，就是多年來政商高層、皇親國戚都熱衷於能撈就撈，把台灣（社會成本、環境成本）當提款機，在洋人面前大談民主，然後屁股拍拍移民外國。跟中國公司雇用洋人臨時演員假裝談生意、開會。自抬價身價、自我滿足「民族自信」，如出一轍。
綜上，兩黨漂綠的作為，其實就是憑藉政治權力，跳過正當民主程序，拿「實證科學」畫大餅（核電烏托邦、2050減碳目標），畢竟只是虛有其表的邪惡，害台灣民眾無法抵達「真實」。至於我國民間社會何時才能掌握真實主體性，自主決定國家的發展方向，下一個關鍵點應該就是2025年公告的各縣市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尤其是正在進行的「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以及各縣市區段徵收，將決定我國農民、生態環境與鄉村地區的命運。民間社會能否有力團結廢除區段徵收，以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能否由在地民眾實質參與，或是依然由政商高層輾壓庶民，留待日後觀察。
＊作者為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研究員、德拉瓦大學能源及環境政策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