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前，在英國國會，香港從來不是議題。
失敗者回憶錄59：福兮禍所伏
1967年8月22日，中國以紅衛兵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來回應英國對48小時「最後通牒」的置之不理，對香港「愛國同胞」打擊有多大？可以用《大公報》副總編輯陳凡其後在我面前的謂嘆，說明一切。這位資深前輩參加過二戰的前線採訪，和湘桂大撤退，觀察一向敏銳，「愛國」從不後人，「反英抗暴」開展幾個月來，他甚至帶一把刀上班，準備隨時抗英搏鬥。他那天跟我說，「反英抗暴」「玩完了」；「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弓滿不發才是致勝之道，不提最後通牒，對方不知你會怎麼出招，提了48小時，之後又冇（沒有）料到，就被人「睇死」（預先斷定）。說明中國需要香港保持現狀，絕對多於英國需要香港。
陳老凡見多識廣，在左派意識熏陶下少見有這種政治敏感度。但英國人的政治智慧也不低。「最後通牒」無疾而終意味什麼，陳凡看得到，英國人不可能看不到。歷史性的轉變，往往就是一件小事引發。「最後通牒」就是這件小事。
港英當局對左派暴動採取維持治安的強硬措施，並沒有預期會得到香港輿論和市民如此廣泛的支持，因為在此之前，英國幾乎毫不重視在香港的管治。二次大戰末期，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認為，放棄殖民地是戰後的大勢所趨，美國和中華民國政府都主張戰後由中國接收香港。但英國首相邱吉爾卻斬釘截鐵地說：「中國要收回香港，除非跨過我的屍體！(Hong Kong w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British Empire over my dead body)」在1943年開羅會議上，他問陪同蔣介石參加會議的宋美齡:「你以為我真的是騙子、惡棍，守住殖民地不肯放手？」宋美齡收起常見的笑容,反問道，「你又怎麼知道我有這種想法？」可見保留殖民地，在那時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邱吉爾要保住香港，完全出於對遠東戰略和通過香港接觸中國的高瞻遠矚。
戰後四年，中國內戰導致大陸建立共產黨政權，一開始中共就制訂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此外是大陸人大批湧來香港，帶來了資本、工業技術和經營手法，改變了香港的經濟局面。然而，英國雖管治香港，在香港卻無法作「長期打算」。近年解封的英國國家檔案館一些文件顯示，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香港歷任總督多次尋求推行民眾選舉，但迫於中共領導人的壓力，都要放棄。主管香港事務的廖承志曾表示，如果倫敦試圖改變香港現狀，「我們將毫不猶豫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另一份文件顯示，周恩來總理曾對英國官員說，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點點自治的嘗試，都會被視作「非常不友善的舉動」和「陰謀」。
因此，在政治上，英國無法把民主制度引入香港，只能夠在香港延續殖民地制度。殖民地管治對英國商人在香港的傳統利益或有裨益，但對英國的國家利益卻很少，而且背上殖民主義的惡名。因此，1967年前，在英國國會，香港從來不是議題。
1967年英國在香港的管治，的確是在英國傳統法治下的「無為而治」。香港那時仍然實行「大清律例」，即容許納妾。香港紀律部隊的貪污也「制度化」。警察、海關、消防，貪污已經成為維繫運作的必要潤滑劑。消防隊救火，明言「有水就有水，冇水就冇水」。對大量中國難民湧入和建於山坡的寮屋大火，港府亦只是建造設施不全的狹窄徙置區應付需求。對於資本家盤剝、工人遭到不合理待遇，政府也沒有立法規管。在殖民地掌權者眼中，這些也許都是中國人習慣的生活方式。
在港英政府內或十里洋場中，有沒有結構性的種族不平等，肯定有。英國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不會明顯流露，但在就業、升職等各方面，華人受到洋人的不平等對待，是可以被看到的。
港英不作為，種族不平等，和一些管治弊端。香港人知道。但比較他們逃離的地方，這些不滿都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最重要是在法治下的香港，人身安全有法律保障，不會有突然而來的政治災難。英治下不會要香港人唱國歌，敬英國旗，若非職業需要也不要求香港人講英文。比較起不滿，香港人更重視英國人帶來的自由、法治和安全感。
1967年的「48小時最後通牒」，令香港廣大市民知道：中共政權在可見將來，不會「收回香港」；港英以強硬態度對付暴動，值得支持；香港是可以作長久規劃的地方。「過客」心態漸漸讓位於對香港的認同感。
英國當局，料不到會受香港市民廣泛支持。於是，港英施政就進入一個進取的新階段。福兮禍所伏，六七左暴是禍，產生的結果卻是福。（文章發佈於2021年9月8日）
失敗者回憶錄60：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文革結束後，中共給文革的歷史定性是「一場浩劫」，但由文革病毒而衍生的香港六七暴動，卻由於那時的積極參與者是「愛國同胞」，左傾思潮是受祖國的擁毛群眾影響，又受到港英「壓迫」，所以不好否定，卻又不好肯定。
1967年8月中國外交部「48小時最後通牒」是六七暴動的轉捩點，也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最後通牒」無疾而終之後，左派把抗爭延展了幾個月，手段就是發動罷工，街頭放真假炸彈，擾亂社會。但經濟下滑，最受影響的卻是左派自己。左派所有事業陷於凋敝，中共依賴香港的外匯收入暴減，給罷工工人的安家費也付不出，只好要求工人復工、轉業、改行（簡稱「復轉改」）。
北京儘管仍然是文革派掌權，但周恩來看到香港情況不妙，就向「偉大領袖」請示，獲毛澤東回應「香港還是那樣子」。雖語帶含糊，但周抓住了毛在1959年的一句話：「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還有用處。」以這樣的「毛思想」去訓示執行中共政策的香港新華社負責人。12月中旬，一夜間所有真假炸彈絕迹，「反英抗暴」全面收攤，為這場動亂獻身的左派群眾，除了事業基礎全失、生活無着之外，最悲哀的還是從意氣風發變成灰頭土臉。當然，香港共幹有一套動人說辭去說服盲眾，而盲眾聽起來也覺頭頭是道，自感安慰。
六七暴動，對中共和香港左派來說，幾十年來都是曖昧難言的話題。文革結束後，中共給文革的歷史定性是「一場浩劫」，但由文革病毒而衍生的香港六七暴動，卻由於那時的積極參與者是「愛國同胞」，左傾思潮是受祖國的擁毛群眾影響，又受到港英「壓迫」，所以不好否定，卻又不好肯定。九七後特首向當年的鬥委會主委楊光頒發大紫荊章，引起社會質疑，但究其實，當時鬥委會委員都只是檯面上的角色，真正指導「反英抗暴」運動的是以新華社為名的中共港澳工委。經常來指導我們工作的，都是在鬥委會名單上見不到的人。
「48小時」及林彬事件後，除了左報還嘴硬之外，香港的輿情和民心都「一面倒」向殖民地政府了。戴麟趾給倫敦的電文中，表達了他對這樣的殖民地民情感到「意外」。於是，10月底，港府就舉辦了「香港週」，主旨強調港人可以在法律和社會秩序下，享有不受恐懼威脅的行動自由，人權受尊重，每個人都能暢所欲言，這些都是香港市民珍視的權利。當時全港各處有多項展覽和表演活動，讓市民在本土化的娛樂中找到身份認同，香港人的身份矇矓中成形。
戴麟趾接著推行多項新政，包括修改勞工法例，改善教育和房屋等各方面的民生政策，69年開始建造第一條海底隧道。
1971年，英國派麥理浩接任香港總督，這是首次不是由聯邦事務部而是由外交部派出的總督。麥理浩在他長達10年半的任期內，大刀闊斧地對香港進行改革。 他任內推出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創立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設立郊野公園、興建地下鐵路和地方行政改革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設。這些政策直接改善市民的生活水平，更為殖民地政府在市民心目中建立起正面形象。
麥理浩任內經濟增長之強勁為開埠以來所未有。香港由原本以輕工業為主導，逐步轉型以電子工業、金融業和商業為重心，一躍而成「亞洲四小龍」之一，奠定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石。財政司郭伯偉和夏鼎基相繼提出和執行「積極不干預主義」的經濟政策，成為香港充分發揮個人自由創業的依歸。
輿論說這是香港的「麥理浩時代」，即是讓香港改頭換面的黃金時代。實際上新政在戴麟趾時代已經開始了。只是一來戴麟趾鎮壓暴動的強硬，使英國與北京關係難以轉寰，二來殖民地出身的官員多傾向保守，反而外交官對改革更少顧慮。但要問的是：英國統治香港百多年，為什麼到戴麟趾後期才開始有好好管治、建設香港的意志呢？答案就是六七暴動帶來的轉變。
左派自辯說，六七風暴的積極作用是使「港英受到群眾壓力被迫改善施政」。我看到的情況不是這樣。「反英抗暴」突然被新華社叫停，所有左派群眾都感到沮喪。那絕非「反英抗暴」的勝利，相反是「反英抗暴」的失敗，是中國底牌的自我揭穿，因而使香港市民對英治下的香港有了認同感，亦使英國管治者產生對香港的認同感，有了搞好香港的意志。
國家的組成是土地、人民、主權三元素。當掌權者、人民都對土地有認同感，就會為這地方的發展開拓出輝煌局面。
作為六七暴動的邊緣參與者，目睹所處社會的迅速轉變，我不否認當時的困惑。自許為中國人和愛國者的我，經歷奮勇、激進、沮喪、幻滅的情緒衝擊，無論思想和事業，那時都處於徬徨中。當時的確不知道，隨著暴動的收攤，卻是香港歷史上最光輝時代的開始。（文章發佈於2021年9月10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