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2050淨零排放,變動的目標如何應對?

2021-12-06 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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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政策,由上而下推動,事倍功半;由下而上推動,則事半功倍。(資料照,AP)

碳中和政策,由上而下推動,事倍功半;由下而上推動,則事半功倍。(資料照,AP)

一日雙塔,是台灣自行車愛好者的自我挑戰目標,參加者須以台灣最北端的富貴角燈塔為起點,在二十四小時內,騎自行車抵達台灣最南端的鵝鑾鼻燈塔,路程全長約520公里(走台灣西側),參加者通常會選擇每年十至十二月,順著東北季風南下以減少風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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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西湖比西子,可以發現「2050淨零排放」與「一日雙塔」,兩者間存有許多的異同點,對我們因應「淨零排放」,這個既複雜又困難的挑戰,或許有所啟發。

首先,兩者皆有著時間上的壓力。

其次,參加者之條件及偏好不盡相同,諸如:體力、裝備、經驗、偏好路線、單獨或車隊、配速方式等等;甚或,有很大之差異。

再者,兩者之「時間跨度」不同,前者30年,後者為24小時。我們知道,在經濟的長期,所有的生產要素(土地、勞動、資本及企業才能)都是可以變動的,這個變數,可以帶給我們有很多的希望,但也可能是失望或炒作。

此外,在氣候變遷加劇下,國際社會對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以避免溫升失控,在手段、方法及力度上,如政策法規、研發投資及技術創新等等),也會相對應的加大。

也就是說,非惟手段與方法是變動的,就連淨零排放的目標,也是不確定與變動的概念。

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40%、全球前兩大碳排放大國的美國和中國,10日出乎外界意料地發表一份氣候聯合宣言。(AP)
在氣候變遷加劇下,國際社會對控制溫室氣體排放,以避免溫升失控。(示意圖,AP)

前述特徵,將引發一個嚴肅的議題,那就是決策的「道德風險」,尤其是對各國政府及企業來說。各國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因應,例如:在各國疫苗管控及疫苗資訊的發布上,就是一個近在眼前的案例,顯現了各國政府、企業(疫苗製造廠)、民眾立場及利益之不同。

不論是以三十年、十年或五年最為規畫周期,都是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跨度,加上淨零排放目標之不確定與變動性,要確保(政府)政策與(企業)決策之延續性、一致性,並保有一定的調整彈性,會是一件極為困難、幾乎不可能的任務;加以﹐各國既有政經體制及社會崇尚的價值,也不利於達成前述結果;更不用說,政府、企業、民眾三者在立場與利益上,本即存有之結構性差異與矛盾。

既有政經體制特色,無法支撐各國淨零排放目標之達成,是顯而易見的,在各國減碳情境及路徑之設定與選擇上,可以看出端倪。

以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18年公布之全球升溫1.5ºC特別報告中,所列舉之四種情境為例,其中,P1情境是最簡單有效,最不需倚賴技術創新,氣候風險最低的情境,只要人類改變既有行為模式就可以了。但是,最容易的,卻往往是最困難達成的。P4情境則是四種情境中最複雜、技術不確定性及氣候風險最高的情境,但卻是各國爭相做為第一優先方案的情境。

再以聯合國【永續發展解決方案網路】與法國 【永續發展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共同召集之【深度減碳途徑計畫】為例(探討如何在維持適當經濟成長率下達成2°C目標,由多國研究組織參與研究),研究團隊提出之能源轉型三大基柱:

其一,「能源效率」提升與節約,藉以達成減碳80%的目標。

其二,電力與燃料之「去碳化」,燃煤及燃氣發電配置CCUS技術,採用再生能源、核能等零碳能源,使電力碳排放係數由目前的每度400克二氧化碳當量,削減至每度25克二氧化碳當量以下。

其三,「終端能源」使用類別的轉換,藉由大幅度電氣化,使電力占終端能源消費的比例,由目前的1/4提升至1/2以上。

在深度減碳路徑之規劃上,研究團隊則建議各國依據本國的能源環境與社會發展特性進行規劃:考量國家自主能源、經濟發展與國內需求,以維持適度經濟發展為前提,透過充分溝通與透明程序,設計深度減碳途徑,排定優先次序與階段性策略

在減碳路徑之設計上,建議先擬定長程目標,再據之規劃短程的階段策略。在各國自主規劃上,研究團隊則建議:

一、減碳目標可與經濟發展脫鉤處理。

二、未來的經濟發展途徑,與以往或目前,將有明顯的差別。

三、潔淨能源將取代化石能源,成為經濟發展所需的能量來源。

四、潔淨能源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與新產業,如果規劃得宜,有助於促進經濟發展,減緩全球暖化、維護地球環境,達到雙贏效果。 

此外,國際能源署(IEA)2021年5月公布2050全球凈零排放路線研究報告中提到:

一、達成淨零排放的七項重點技術有:能源效率、行為改變、    再生能源、電力化、氫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生質能。

二、現有技術足以減碳五成,剩下要靠技術創新。目前已商業化之技術,如再生能源、電動車、熱泵等,可在2030年達成80%的減碳目標,以及2050年50%的減碳目標,但該些技術尚未成為市場主流,除了產品汰換需要時間,產量的提升和成本下降也需要時間。

三、適當之政策搭配,可加速已成熟技術的普及,例如:在商業化初期給予補貼、提高對產品的節能要求規定、增加化石燃料使用的成本等。

對於目前尚未成熟的技術,例如:氫能、生質能、碳捕集等等,則需要投入更多的資金和人力,來加速創新。

本文認為,上述資訊之啟示:

我們若將注意力放在技術組合上,不易理解不同減碳情境及路徑之差異;不過,若將注意力放在人類社會既有政經體制設計之特色以及社會崇尚的普世價值上,則有助我們規劃設計足以支撐深度減碳目標達成之情境與路徑。

外來因素是影響本國政策發生與否之觸媒劑,如格拉斯哥氣候峰會對各國強化2030減碳目標之要求,但後續如何推動,推動之程度、廣度及力度為何?則主要受國內因素之影響,自由化、民營化、全球化政策如此,碳中和(淨零排放)亦是如此。

電力部門須提供其他部門減碳所需之電力,必須優先達成減碳及無碳目標(各國規劃不盡相同,大致落在2035年至2045年之間)。對台灣來說,單僅靠供給面之資源部署,或許難度太高,尤其是在非核家園政策、再生能源發展限制、各類低碳、無碳、負碳排技術之不確定因素下;或許,大部分之減碳目標,主要還是必須靠用電效率提升及用電行為改變。

碳中和政策,由上而下推動,事倍功半;由下而上推動,則事半功倍。諸如台灣氣候聯盟會等民間組織之成立,加以民眾之環保及節能意識日益提高,循環經濟之概念與應用亦日益受到重視,對台灣達成深度減碳目標及政府規劃相關事宜,一定會有相當程度之助益。

*作者為台北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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