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瞿太素的皈依天主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改變宗教信仰的問題，而是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的深入了解，逐漸改變了對西方文明的認識，反映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對於「西學東漸」的積極反應。利瑪竇回憶道：「瞿太素對神父經常是滔滔不絕地加以讚美，還補充說明他所帶給中國的科學知識以及他是怎樣開闊了知識界的眼界的；在他到來之前，他們的眼界一直是封閉的。根據瞿太素的說法，這就是他為什麼如此之受人歡迎，為什麼大家都想見他並願和他在一起的原因。」利瑪竇神父帶來的科學知識開闊了知識界的眼界，改變了過去那種封閉的狀況，人們開始放眼看世界。
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權威李約瑟認為，中國的科學技術在宋朝已經達到巔峰狀態，此後逐漸式微。裴化行神父補充道，到晚明時代出現了復興：「自從一三六八年逐出蒙古人以來實際上已經乾涸的科學發明之風，就這樣一下子又興起了。不僅如此─而在這方面，利瑪竇開創了一個運動，它幾經變化之後，最後於十九世紀歸結為曾國藩，二十世紀歸結為現今的文化復興──據說，瞿太素還『用非常明晰優美的文辭把所學撰寫成文拿去給別人看』。
這對中國的未來具有至關重大的意義，因為，如果說中國現時已成一場文化倫理革命的場所，那是因為從四面八方早有新思想浸入，深入人心，攪亂人們的固有觀念，精神的『資產』（如果可以用『資產』一詞的話）已經深刻改變。而在十六世紀，這場運動就有其默默無聞的先鋒，他們並不是出國考察者，因為誰也不能走出帝國之外去異邦尋求這些新科學，他們只是譯者或編者，是他們讓讀者得以接觸外來的著作。且不說那些福建籍秀才和肇慶的其他文人──利瑪竇後來如實說這些人迻譯他的《萬國全圖》實在差勁得很，真正開始有用而又謙虛的中介人，把西方文明的成就引入遠東世界的，是瞿太素。」這段話寫得非常深刻，不僅肯定了瞿太素「把西方文明引入遠東世界」的貢獻，還在於他指出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放眼看世界的獨特方式：他們不可能出國考察，只能專注於編譯外來的著作，復興了已經乾涸的科學發明之風。在這方面，瞿太素開了一個頭，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繼而跟進，形成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攻明清史、中國土地關係史、江南地區史。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晚明破與變：絲綢、白銀、啟蒙與解放，16-17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