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世界歷史出現了大變局，歷史學家稱為地理大發現時代，或大航海時代。歐洲的航海家發現了繞過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國的新航路；越過大西洋，發現了美洲新大陸。這些發現，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西方歷史學家把它作為中世紀與近代劃分的里程碑。這一轉折，最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初露端倪。從此，人類的活動不再侷限於某一個洲，而是全球各大洲；人類的視野不再是半個地球，而是整個地球。中國當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以及隨之而來的西方科學文化的傳播，向長期封閉的中華帝國吹進了一股清新空氣，讓人們接觸到了前所未聞的新思想、新事物，一些敏感的先進知識人把耶穌會士看作自己的朋友和老師，如飢似渴地向他們學習，從他們那裡汲取新的精神營養，從而改變了世界觀和價值觀。這種變化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無論如何評價都不嫌過分。
第一個結識利瑪竇的名士瞿汝夔
瞿汝夔，號太素，蘇州府常熟縣人，出身於高級官僚家庭。其父瞿景淳，字師道，八歲能屬文，久困諸生，教授里中自給。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典制誥，清介自持，官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瞿景淳有四子：汝稷、汝夔、汝益、汝說，但明人文集與地方志都沒有瞿汝夔的記載。原因在於，汝夔與長嫂─汝稷之妻通姦，遭家族除名，後人避而不談。《常熟昭文合志》的瞿景淳傳，載其子三人：汝稷、汝益、汝說，不見汝夔，原因就在於此。黃一農考證，「通姦」一事，瞿汝稷的《瞿冏卿集》卷首所收錢謙益寫的〈瞿元立傳〉，略有提及：「公仲弟夔與婦徐（氏）以奸聞，公叱婦徐，去之。」汝夔之侄兒瞿式耜為老師錢謙益刊印《牧齋初學集》，刪去了〈瞿元立傳〉中「公仲弟夔與婦徐以奸聞」一句，改成：「徐有通問之奸，公叱去之。」
因為這樣的關係，見諸文獻的瞿汝夔資料很少。由於被家族除名，他沒有走傳統的科舉道路，四處漂泊。他來到廣東，同耶穌會士交往，與利瑪竇成為莫逆之交。他為利瑪竇《交友論》寫的序言說：「萬曆己丑，不佞南遊羅孚，因訪司馬節齋劉公，與利公遇於端州，目擊之頃，已灑然異之矣。及司馬公徙公於韶，予適過曹溪，又與公遇。於是從公講象數之學，凡兩年而別。」很清楚地回顧他初遇利瑪竇時，向他求教歐洲科學的情境。利瑪竇對此有詳細的記載，他的回憶錄有一章，標題就是「瞿太素」。
他寫道：「瞿太素是我們將有機會常常提到的人，他是一個被稱為尚書的第二級高官的兒子，蘇州人，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如果繼續學習的話，他肯定會得到最高的榮譽。相反地，他變成了一個公開的敗家子。」瞿太素在韶州拜會利瑪竇，「他請求利瑪竇收他當學生，第二天他邀請老師在他家裡吃飯，送給他綢料為禮……在結識之初，瞿太素並不洩露他的主要興趣是搞煉金術……但他們每天交往的結果倒使他放棄了這種邪術，而把他的天才用於嚴肅和高尚的科學研究。他從研究算學開始……接著從事研習丁先生的地球儀和歐幾里得的原理，即歐氏的第一書。然後他學習各種日晷的圖案，準確地表示時辰，並用幾何法則測量物體的高度」。這些學習使得瞿太素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至於當地的老百姓都知道，瞿太素「這個雄心勃勃的貴人是一位歐洲傳教士的學生，歐洲的信仰始終是他所談論的和崇拜的對象。在韶州和他浪跡的任何地方，他無休無止地讚揚和評論歐洲的事物」。
費賴之認為，利瑪竇名聲大彰與瞿太素的宣揚有很大的關係：「有名士瞿太素者，初識利瑪竇於肇慶，至是至韶州，願奉瑪竇為師。太素初冀從瑪竇得仙丹，然所肄習者為宗教真理，與夫數學、幾何、重學等科目。太素得瑪竇之薰陶，頗有心得，迨至其受洗（一六○五年）後，瑪竇之名遂以大彰，蓋太素學者而兼名士，影響輿論實深也。」
確實如此，瞿太素的巨大影響，可以追溯到利瑪竇初入中國之時的本土化傳教方針。精通儒學的他深知天主教要在中國發展，必須首先符合儒家傳統薰陶出來的士大夫的眼光。瞿太素向利瑪竇建議，放棄先前的和尚打扮，改穿儒生的服飾，「標誌著利瑪竇的傳教路線在適應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方面，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瞿太素為宣揚利瑪竇帶來的科學知識，不遺餘力，所以利瑪竇才會說：「在韶州和他浪跡的任何地方，他無休無止地讚揚和評論歐洲的事物。」這也可以在中文史料中得到印證。白鹿洞書院山長章潢，學問淵博，第一次見到利瑪竇帶來的世界地圖時，「不解其義」，聽了瞿太素的解釋，才恍然大悟。他這樣說：「前十餘載，傳聞有番僧航海入中國者，盤詰身中，止懷昊天圖像一幅，畫天為九瓣……初亦不解其義。近接瞿太素，謂曾遊廣南，睹一僧，自稱胡羅巴（歐羅巴）人，最精曆數，行大海中，惟觀其日軌，不特知時知方，且知距東西南北遠近幾何。因攜其所製之儀，大不盈尺，中分九層，機可轉旋。予細玩而繹之，與九瓣圖義稍相似。」章潢所說的「圖」與「儀」，似為世界地圖與地球儀，經過瞿太素的說明，才解疑釋惑。
瞿太素是第一個結識利瑪竇的名士，但皈依天主教卻比較晚，什麼原因呢？利瑪竇在回憶錄中專門寫了一章，標題就是〈瞿太素終於皈依了基督〉。在談到他不能入教的原因時指出：第一，他納妾並生了兩個兒子；第二，他對偶像崇拜深有修養。這兩點都有悖於天主教教義，因此他左右搖擺，拿不定主意。在反覆分析研究教義後，他下定決心，要求領洗。他的第一步，就是和他的妾正式結婚；第二步，把家裡的全部偶像，以及印刷的刻版和有關書籍，送到教堂，請求把它們付之一炬。萬曆三十二年（一六○四）的聖母領報節那天接受洗禮，教名依納爵。瞿太素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信仰聲明：「幾年前，我有幸遇到泰西遠來的真理大師利瑪竇和郭居靜以及助手鍾鳴仁修士，他們是最初告訴我神明的奧祕的人……我謹保證從我接受洗滌靈魂每一種玷汙的洗禮之日起，將把殘存在我頭腦裡的對於偽神和環繞它的不合理的教義的信仰徹底掃除乾淨。我還保證在我的思想中，絕不有意地卑鄙地追求不適當的炫耀個人的那種願望，也不追求世俗的虛榮以及任何其他虛假而危險的誘惑。」
應該說，瞿太素的皈依天主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改變宗教信仰的問題，而是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的深入了解，逐漸改變了對西方文明的認識，反映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對於「西學東漸」的積極反應。利瑪竇回憶道：「瞿太素對神父經常是滔滔不絕地加以讚美，還補充說明他所帶給中國的科學知識以及他是怎樣開闊了知識界的眼界的；在他到來之前，他們的眼界一直是封閉的。根據瞿太素的說法，這就是他為什麼如此之受人歡迎，為什麼大家都想見他並願和他在一起的原因。」利瑪竇神父帶來的科學知識開闊了知識界的眼界，改變了過去那種封閉的狀況，人們開始放眼看世界。
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權威李約瑟認為，中國的科學技術在宋朝已經達到巔峰狀態，此後逐漸式微。裴化行神父補充道，到晚明時代出現了復興：「自從一三六八年逐出蒙古人以來實際上已經乾涸的科學發明之風，就這樣一下子又興起了。不僅如此─而在這方面，利瑪竇開創了一個運動，它幾經變化之後，最後於十九世紀歸結為曾國藩，二十世紀歸結為現今的文化復興──據說，瞿太素還『用非常明晰優美的文辭把所學撰寫成文拿去給別人看』。
這對中國的未來具有至關重大的意義，因為，如果說中國現時已成一場文化倫理革命的場所，那是因為從四面八方早有新思想浸入，深入人心，攪亂人們的固有觀念，精神的『資產』（如果可以用『資產』一詞的話）已經深刻改變。而在十六世紀，這場運動就有其默默無聞的先鋒，他們並不是出國考察者，因為誰也不能走出帝國之外去異邦尋求這些新科學，他們只是譯者或編者，是他們讓讀者得以接觸外來的著作。且不說那些福建籍秀才和肇慶的其他文人──利瑪竇後來如實說這些人迻譯他的《萬國全圖》實在差勁得很，真正開始有用而又謙虛的中介人，把西方文明的成就引入遠東世界的，是瞿太素。」這段話寫得非常深刻，不僅肯定了瞿太素「把西方文明引入遠東世界」的貢獻，還在於他指出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放眼看世界的獨特方式：他們不可能出國考察，只能專注於編譯外來的著作，復興了已經乾涸的科學發明之風。在這方面，瞿太素開了一個頭，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繼而跟進，形成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攻明清史、中國土地關係史、江南地區史。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晚明破與變：絲綢、白銀、啟蒙與解放，16-17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