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太平洋戰爭爆發80周年的角度來看，1941年對中華民國而言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一年，先是1月爆發的「新4軍事件」導致國共關係破裂，接著是4月簽署的《日蘇中立條約》，宣告蘇聯停止對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所幸在《日蘇中立條約》簽署的兩天後，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啟動對中華民國的援助，才讓對日抗戰能夠持續下去。
不過事實上，蔣中正與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關係早在1939年12月14日，就因為中華民國在國際聯盟譴責蘇聯案中選擇不聲援蘇聯而一去不復返。中華民國在譴責蘇聯對芬蘭發動冬季戰爭的譴責案中，投了棄權票而不是史達林所期望的反對票，導致蘇聯被驅逐出國際聯盟。史達林從此失去了爭取蔣中正的興趣，下令切斷對中華民國空軍、裝甲兵還有砲兵的援助。
至於中國共產黨，看在蔣中正眼中本來就是威脅性比日本還要更為巨大的「心腹之患」，更是沒有真誠合作的可能性。正如筆者兩個星期前撰文介紹華盛頓會議100周年時所寫的那樣，北洋政府依賴《九國公約》鞏固中國主權獨立與主權完整的親美政策，幾乎在北伐勝利後的第一時間就為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繼承，這是為什麼中共批評他「背叛孫中山」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早從1927年的上海清黨和武漢分共以來，聯俄容共就不再為中國國民黨內的主流派視為選項，但這卻不代表親美就成為了中國國民黨唯一的對外關係路線選項。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時間比蔣中正還要久遠的汪精衛，就在認清了蘇聯的野心後，由原本的聯共轉為分共，可是對英美國家缺乏信任的他，主張延續孫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採取親日外交路線。
於是在對外關係方面，中國國民黨就出現了親美和親日的路線之爭，而且美國與日本為了爭奪太平洋的霸權，也如同冷戰時代的美國和蘇聯，各自扶持自己在中國的代理人，並且在外交上否定對方中國代理人政權的存在。比如1940年11月30日，羅斯福總統宣告對重慶國民政府提供1億美元的貸款，其實就是為了抗議日本對汪精衛政權的外交承認。
汪精衛是早年國民黨反美派的領袖，認為中國就算在美國干預下贏得抗戰，換來得也不過是被美蘇瓜分的更悲慘命運，某方面他的預言是正確的。
「疑美論」代表汪精衛
相對於有美國國籍，曾試圖在外交上爭取美國承認的孫中山，汪精衛稱得上是第一位對美國抱持懷疑心態的中國國民黨領袖。懷疑美國的原因，首先來自於1842年鴉片戰爭的經驗，讓汪精衛下意識的對西方人與白種人充滿不信任感。其次則是畢業自政法大學的汪精衛，在日本接受的教育也比從專門為中國留學生開設的振武學校畢業的蔣中正還要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