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絕大多數的印度人不堪英國的殖民統治，對日軍也是採取歡迎的立場。一支43,000人的印度國民軍（Indian National Army）被組織起來，準備配合日軍打回英國，實現印度的「民族解放」。如果此刻蔣中正放棄抵抗，加入汪精衛的「全面和平」運動，那麼中國與印度這兩個世界人口排名第一與第二，且都是由有色人種組成的國家都將成為日本的強勢盟友。
而1942年到1943年這段時間，美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對瓜達康納爾與北非的反攻上，無暇顧及中印緬戰區的軍事發展。一旦重慶的抵抗瓦解，就會立即形成全體黃種人團結起來對抗英美的局面。日軍將因此徹底掌握住「民族解放」的話語權，剝奪英美勢力在東亞存在的正當性，進而取得「大東亞戰爭」的最後勝利。
立於不敗之地的蔣中正
正是因為考量到一旦蔣中正停止抵抗，西方列強在亞洲的勢力將被日軍連根拔起，羅斯福總統的政策是「讓中國留在戰爭中」（Keep China in the War），不惜開闢駝峰航線，犧牲美國飛行員的生命也要為國民政府輸血。有了來自羅斯福的鼎力相助，蔣中正得以抗拒日本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和平攻勢，率領國軍堅持在抗日的戰場上。
蔣中正不愧是一位精明的戰略家，他深知日本之所以能成為與美國爭奪霸權地位的強國，來自於日本自甲午戰爭以來對中國的各種殖民、侵占與剝削。日本不只不會放棄對滿洲國的影響力，更不可能把殖民近半個世紀的台灣歸還給中國。雖然日本不斷以鴉片戰爭的歷史煽動中國人民仇恨英美，但日本卻也沒有在趕走英軍之後，把對香港的管理權交給汪精衛政權。
日本直接在香港建立了軍事統治，赤裸裸的展現出了比英國人還要惡劣的殖民統治心態，讓「大東亞共榮圈」在中國知識份子心目中的正當性全面崩盤。倒是羅斯福總統，不只半強迫性的拉攏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一起放棄了美英在中國的租界和治外法權，而且還同重慶國民政府簽署《平等新約》，於是1943年1月11日就成為了今日台灣司法節的由來。
汪精衛於1943年11月5日前往東京，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東條英機、滿洲國總理張景惠、泰國代總理瓦拉旺親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首領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菲律賓第二共和國總統勞雷爾（Jose Paciano Laurel）以及緬甸國總理巴莫（Ba Maw）一起出席大東亞會議。這是自1842年鴉片戰爭以來，歷史上第一次純粹由亞洲國家召開的國際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