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以西鄉隆盛還有勝海舟為偶像，深信中國必須要走上日本明治維新的現代化之路才能夠完成革命大業，等到完成革命大業之後，則必須要與日本合作斬斷西方殖民列強在東亞的「枷鎖」，建立屬於亞洲人的亞洲。早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的1931年6月，汪精衛為了與蔣中正的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在廣州另外建立了一個以實踐「大亞洲主義」為目標的廣州國民政府。
急於尋求日本協助的汪精衛，在1931年6月20日接見日本駐廣州代理總理事須磨彌吉郎時強調：「我們這些孫文的信徒，至少都是理解孫文主義，遵奉其大亞洲主義的人，我們必須要在日華關係上不拘泥於細枝末節，針對根本問題無隔閡的交換意見，以互讓的精神來達成所謂共存共榮的目的，形成代表東亞兩個獨立的國家，以對抗歐美列國不可。」
直到「九一八事變」爆發，這個主張親日的廣州國民政府才在全國民族主義的浪潮下被迫解散，回歸南京國民政府的編制下。不過汪精衛仍聯合孫科、唐紹儀、陳濟棠與陳友仁等粵系黨國大老迫使蔣中正下台，做為他們與南京合作的條件。汪精衛與蔣中正一樣，反對中華民國立即對日本開戰，而汪精衛與蔣中正不一樣的地方，是他連蔣中正聯合英美向日本施壓的外交手段都反對。
因為汪精衛深信英美協助國民政府驅逐日本的代價，會是讓中華民族進一步遭到西方強權瓜分。所以當胡適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到德國佔領的比利時，後來在協約國幫助復國的案例，試圖說服汪精衛強化與英美的合作時，汪精衛給予的回覆卻是：「比利時的生存是因為『抓住協約國』，誠然。但英、俄、法與德國打仗，是各為自己，不是為比利時。英、俄、法決不會為比利時而與德國打仗。」
日本對華政策的演變
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中佐，在1931年9月18日發動「九一八事變」時，原本是主張把東北三省直接納入日本帝國版圖的。不過為了應付20年代以後「民族自決」的潮流，還有日本必須考量其國際聯盟的會籍，才另外成立傀儡國家滿洲國。然而當時東北的人口以漢人居多，滿人也大多漢化，根本不存在所謂脫離中華民國的「民族自決」運動存在。
「九一八事變」以前，中國人還呈現一盤散沙的狀態，而且日本也不是中華民族主義者唯一的仇恨對象，或者至少不是最仇恨的對象。可是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原本四分五裂的中國人團結到了一起，並且砲口一致的把仇恨目標對準日本，讓石原莞爾緊張了起來。石原莞爾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莽撞行為，發現他把中華民族主義推向了日本的對立面。
石原莞爾從來就沒有敵視過中國，倒是對中國5,000年來的傳統文化極為崇拜，他的目標是日中聯手擊敗英美等西方霸權，代表東方民族打一場「最終戰爭」。不過石原莞爾在1920年訪問中國時，覺得中國人一盤散沙，不足以當日本平起平坐的夥伴，「最終戰爭」只能在日本領導下才能實現。既然中國必須接受日本領導，那麼從中國手中奪走領土來實現東方民族的崛起也沒有什麼心理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