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49年兩岸分治以來，兩岸各自為尋求政權獲得國際社會承認，在外交領域展開了激烈競爭，包括爭奪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席次以及邦交國的數目上，呈現雙方互不相讓的零和狀態。
2016年，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後，迄今台灣僅存的20個邦交國之中，位於歐洲的唯一邦交國，同時也極具宗教影響力的天主教國家梵蒂岡（教廷），近期傳出了有可能克服與對岸正式建交的最大障礙，即達成「主教任命協議」。一旦如此，台灣將失去現存最有影響力的邦交國，且鑒於梵蒂岡對中南美洲天主教邦交國的影響，台灣恐面臨民進黨再次上台執政以來對外關係的「地動山搖」。
當前兩岸關係陷入僵局，且對岸持續封殺民進黨政府的國際空間背景下，倘若梵蒂岡棄台灣而與大陸建交，一些人難免會認為此舉是針對台灣。然而歷數中梵在1951年斷交的事實和近年來中梵走近，不難看出，中梵關係最主要的障礙是宗教因素，更精確地說，在於主教任命權，只不過客觀後果會嚴重影響到台灣。
台灣並非中梵關係最大障礙
不少人會以為，由於台灣與梵蒂岡具有邦交關係，所以中梵關係的最大障礙，應會是台灣因素。其實並不然，梵蒂岡最早並不是在台灣設立使館，而是在對岸。1942年梵蒂岡就與當時的國民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並於1946年設立駐華公使館。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梵蒂岡駐華使館非但未跟隨撤離，反而繼續留在對岸活動。
隨著共產黨政權逐漸站穩了腳跟，其與梵蒂岡之間的宗教矛盾便不斷加深，甚至為了壓制天主教活動，而不惜動用政治力量，並驅逐時任梵蒂岡駐華公使黎培理（Cardinal A. Riberi），導致1951年梵蒂岡與對岸斷絕關係，次年轉而在台北設置教廷駐華公使館，並於1959年升格為大使館。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
中梵之間的矛盾，大致包含三個因素。首先，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單一制的中央集權國家，歷來注重政治權力居於絕對主導位置，警惕包括宗教在內任何力量的威脅。這也是為何佛教傳入中國並發展壯大後，不少帝王採取壓制，乃至排佛、滅佛措施。中共對此更是容易敏感。晚清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長期遭受西方殖民國家的欺凌，紛亂不止，所以中共好不容易擺脫列強欺凌建立完整主權後，對於包括宗教在內的境外力量尤其敏感，何況不少西方宗教人士在近代中國劣跡斑斑，如梵蒂岡於2000年10月將在清朝及民國初年殉難的120名教徒「封聖」，引發對岸強烈抗議，原因就在於其中包括了曾損害中國主權的人。 （相關報導： 中梵建交》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教廷對中國投降，出賣中國地下教會的教徒 ｜ 更多文章 ）
其次，梵蒂岡天主教會內的「聖統制」，即由教會推選人選、教廷祝聖任命主教，宣稱超越世俗國家之上，建立起一種有別於效忠國家政權的另類忠誠，這在歐洲中世紀曾造就教會獨裁，甚至凌駕於世俗王權之上，引起王權更迭。對於歷來主張「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共而言，自然不能接受為數甚廣的民眾效忠他國宗教領袖。宗教政策一直被中共歸在統戰工作的一環，關鍵在於擁護「中共領導」。習近平於2015年中央統戰工作會議提到：「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由此可知，宗教必須服膺於社會主義社會或者說中共的領導，是對岸絕對不能踰越的政治紅線。因此中共建政後，「三自教會」（自治、自養、自傳）成為其對基督教會的基本態度，大陸各教區的主教則由官方透過「自選自聖」方式自行任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