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後現代社會是對現代性（modernity）全面質疑的社會，後真相時代是不在乎真相的時代，那麼「後道德社會」就是無視道德存在的社會。在一個忽視道德或質疑有客觀道德標準存在的社會中，教育工作者應如何自處？
台灣是一個後道德的社會嗎？從某個角度而言，台灣不是後道德的社會，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台灣正朝向後道德社會邁進。
從一個歷史比較的觀點來看，台灣並不是一個後道德的社會。這是因為在今天的台灣，不管是個人的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及社會經濟的權利，都受到相當的保障；個人的物質生活條件、乃至社會整體的便利舒適，也都比以往來得優越。沒有相當的文化底蘊及文明修養，不可能會有現在的台灣。
台灣：朝後道德社會邁進
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台灣社會似乎正邁向一個後道德的社會。主要的跡象來自於當權者明目張膽地踰越道德底線，眾多媒體自甘為政治權勢服務、及社會大眾姑息有權者在道德上的鬆弛。
在一些學者質疑蔡英文總統博士學位的真偽之下，蔡總統提不出讓一般人信服的證據，於是採取行政手段，將相關檔案文件封鎖30年。無獨有偶的，前台大校長李嗣涔在十幾年前，也利用了他的校長職權，封鎖了他所指導學生有關撓場與特異功能的論文，為期10年。這種利用權勢來解決或拖延誠信問題的做法，釋放的就是權力要高於道德的訊息。有了權力，什麼都可以說，什麼都可以做，什麼都可以不理。「Anything goes!」
行政院長蘇貞昌在立法院面對立法委員鄭麗文的質詢時，脫口罵鄭麗文「袂見笑」，並指責她脫離民進黨是叛徒的作為。蘇貞昌的直覺反應告訴我們的就是：堂堂行政院長，連最低的文明要求（decency）都不想做到，黨國及公私不分，對人也沒有基本的尊重。
2位國家領導人物固是如此，執政的民進黨在重大政策上的雙重標準問題——如司法獨立、萊豬開放、政府黑箱作業、環境保護、黨政軍退出媒體、官員政治責任的承擔、民選政治人物的罷免等等——再再告訴我們，只要有權勢與民意的支持，就可以隨性地昨非今是或今是明非。是非對錯的界線及標準，原來繫諸權勢的消長與話術的運用之上。指鹿為馬及顛倒是非，就活生生地發生在我們眼前。媒體的助紂為虐，許多人以政治立場來決定道德立場，也讓人覺得道德只是有權勢者的利益。
今天台灣政治掌權者的作為，與古往今來所強調的基本道德完全相左。
《中庸》第25章告訴我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不誠無物也是大哲學家康德所看重的道德要求。他告訴我們，我們在說話時，若在第一步不以良心來確信自己所說為真，我們就算不上是合乎真誠（truthfulness, Wahrhaftigkeit）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我們所說是否為真，我們說的全都可算是謊言。更甚者，康德告訴我們，誠實（honesty, Ehrlichkeit）是我們所有其他美德的基礎，沒有誠實，所有的美德都不可能成立。康德說的，就正是中庸「不誠無物」的道理。
教育工作者應該教什麼？
當代著名哲學家麥肯泰爾（A. MacIntyre）在分析美德的本質時，也告訴我們，一套社會活動（practice）之所以能維持，乃至能順當地運作，主要靠的就是活動參與者的3個基本美德，那就是真誠、勇敢、和正義。
在如此了解下，台灣當前掌權政治人物的作為，展現的就是對基本道德要求的蹂躪。根據「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的歷史觀察，台灣可能正朝著後道德社會的方向發展。
在邁向後道德社會的路上，著眼於超前部署，教育工作者應如何自處？教育工作者是不是還要承擔道德教育？教育工作者應該傳遞什麼樣的道德觀念給學生？是教呢？還是不教？假如要教，我們要教什麼？
教育工作者是否應該在道德上冷漠，只傳遞給學生實用的知識與技能，一旦教育內容涉及道德觀念，就噤口不語或模糊帶過，也不用教學生成為一個好國民、好公民或更好的人？
教育工作者是否可以基於對學生的關心來讓學生知道，在這弱肉強食的社會中，我們可以不顧及道德的基本要求？
教育工作者是否可以基於對學生的愛來教導學生，人生最重要的是權勢財富的掌握，只要掌握了權勢財富，就可以界定道德的標準與內容，就可以讓自己為所欲為？
教育工作者是否可以基於對學生的關心來教導學生，這世上最重要的是自保自利，道德也者，只是自保自利的權宜之計？
或者教育工作者應逆勢操作，努力地讓學生知道：即使在世道人心不令人滿意的情況下，我們還是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人與其他萬物不同之處，正在於人能夠分辨是非善惡；道德的教導在逐漸灰黯的時代中，正可凸顯它的意義；一個沒有普世性客觀道德的人類社會，很容易地會沉淪為動物世界。
＊作者為諄筆群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