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憑直覺認為資本主義並不等同於市場經濟。在問卷調查中，有48％的德國人認為資本主義「已經落伍」，而認為市場經濟已經落伍者則只有24％。其次，人們往往對市場經濟的評價相當正面，認為市場經濟與進步、自由、成長、責任感等有強大連結。反之，資本主義則與不平等、剝削與貪婪等有較多聯想。
前德意志銀行總裁約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曾經講過一句名言：他期待的投資報酬率為25％。此話一出自然引發眾怒，因為銀行要求這麼高的利潤實在太過分了。然而在一片譁然之中，大家卻忽視了與阿克曼這句話同樣耐人尋味的是，這個投資報酬率是他事前就估算出來的，這一點與自由競爭的理論，以及由此而來對企業風險的迷思等自相矛盾的。在純市場經濟中，雖然每家公司都試圖成為業界最傑出者以追求最高利潤──但它們是否真是最傑出的，卻無法由它們自行決定，必須藉由競爭與市場情況。但阿克曼顯然並不活在自由市場經濟的世界中，因為他能提出獲利要求，彷彿這些要求具有法律效力，而能未卜先知的投資報酬率只存在計畫經濟中。
阿克曼的話揭示了一項虔誠的市場經濟支持者頑強漠視的事實：現代資本主義是一種計畫經濟──儘管它與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絲毫不像。至於這究竟是由某政府部會或是由民營公司所做的估算，兩者自然大有區別，但二者都需要計畫，都必須做好計畫，因為風險──以及隨之而來的利潤──如果無法事先估算，就沒有人想要投資。
未受控制的競爭具有毀滅性，因此從一開始就會遭到排除。而想達成這個目的，不僅是透過各康采恩的經濟力，另一個至少同樣重要又平淡無奇的事實則是：人類是社交動物，「最上面的一萬人」彼此熟識、來往且相互聯姻。
新古典派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就曾對於隨時隨地有人在密謀交易而大感憤慨：「同行者只要聚在一起──即使是在慶典或消遣娛樂的場合上──談論的話題到最後往往是對社會大眾的計謀或提高價格的策略。」
十九世紀時人們發明了股份公司的型態，從此出現了一種連結社會網絡的新工具：人們只需共同坐在監事會上，讓盡少數的人獲得盡可能多的席次即可。1908年時，柏林貿易股份公司（Berliner Handels-Gesellschaft）中的銀行家卡爾．福裕斯滕貝格（Carl Fürstenberg）擁有44席次，德勒斯登銀行的歐伊根．古特曼（Eugen Gutmann）則同時擁有35席。如今這種過分的現象已不復見，但許多經理人依然同時擔任數家公司的監事；就連向來不熱衷社會批判的《商業報》都曾批評這是「監事壟斷」（Kartell der Kontrolleure）。
在此舉幾個例子：曾擔任過安聯（Allianz）集團財務長的保羅．阿喜萊特納（Paul Achleitner）如今擔任德意志銀行的監事會主席，同時也是戴姆勒、發電廠RWE股份公司、漢高公司（Henkel）與拜耳股份公司（Bayer AG）等企業的監事。而他的妻子安—克莉絲汀（Ann-Kristin Achleitner）則為麥德龍集團（Metro AG）、林德股份公司（LindeAG）與慕尼黑再保險公司（Munich Re）等企業的監事。此外，多年來擔任漢高公司總裁的李寧雅（Ulrich Lehner）則為能源公司「Eon」、漢高、保時捷、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 AG）、諾華製藥集團（Novatis）與歐特家博士（Dr. August Oetker KG）等企業的監事，三月間他還被選任為蒂森克虜伯股份公司（Thyssen Krupp AG）的監事會主席，但為此他想放棄在別處的三個席位。至於李寧雅的前一任格哈德．克羅默（Gerhard Cromme），則同時也是蒂森克虜伯與西門子的監事會主席。此外，曾經擔任過拜耳公司董事長的曼弗雷德．施耐德（Manfred Schneider）不久前還是拜耳、林德與RWE等企業的監事會主席。安聯總裁米夏埃爾．迪克曼（Michael Diekmann）另外還擔任巴斯夫（BASFSE）、林德與西門子的監事；而擔任Eon執行長多年的沃爾夫．伯諾泰特（Wulf Bernotat）則同時也參與安聯、德國電信、貝塔斯曼（Bertelsmann）、麥德龍等企業的事務。
這些由相同男士不斷環繞監事會所形成的旋轉木馬，正好刻劃出某種深層的社會現象：幾乎所有的頂尖經理人都隸屬於相同的社會團體與人數稀少的上流階層。社會學者米夏埃爾．哈特曼（Michael Hartmann）曾經調查過，百大德國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出身如何，結果這些頂尖經理人之中，有85人出身富裕的市民階層，這個階層只佔全體國民的3.5％。奧地利情況也類似，五大康采恩中有四個是由出身上層階級的經理人管理的。而在瑞士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公司管理人大多畢業於聖加倫大學（Universität St. Gallen）或蘇黎士聯邦理工學院（EidgenössischeTechnischeHochschule Zürich）。
當然，並非所有菁英階層的子女都能成為高收入的頂尖經理人，因為擔任董事長也必須交出績效。但反過來看，認為最優秀的人必然能向上攀升，這種想法也並不符實情。中產階級乃至勞工階層出身的求職者機會極少，畢竟關鍵因素不在能力，而是出身；這一點根本違反了市場經濟所樂意相信的「績效社會」（Leistungsgesellschaft）原則。
經理人的共同出身不只交織成廣泛的網絡，同時也形成同質性的思維，這對新觀念的形成有害而無益。在面對行為表現與我們相同的人時，我們覺得最有安全感，而在遴選領導人才時，依循的也是這種模式。上層階級在招募經理人時並非刻意挑選社會階層相同者，而是直覺地做出這種選擇，因為特別是在壓力情況下，知道團隊夥伴的想法與自己類似、偏好與自己相同，總是令人特別放心。而一些微妙的符碼往往凸顯出彼此相同的出身與經驗世界，例如喜歡哪種名酒、服飾風格如何、在哪裡度假、曾經就讀的大學；還有，彼此有哪些共同的熟人等等。法國社會學者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稱此為慣習（Habitus），而慣習是一種極具價值的「社交資本」（soziales Kapital）。為了擁有上流社會的交往型態，並且被他們視為同類，花在這些事情上的金錢上絕對值得。
這些菁英將自己與「下面」的人區隔的作法自然令其他國民感到忿忿不平。這也難怪。但撇開這種道德上的憤慨不談，「績效社會」與「市場經濟」同樣幾乎不存在。這點對經濟面的影響極鉅：個人並未受到鼓勵，在毫不設限的競爭中追求最具創意的構想。上層階級反而設立一個藩籬，只讓他們認為是同類的人進入。而所謂同類，指的是行為舉止能配合他們，並遵守群體規定者。
從位於波士頓的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簡稱HBS）便可看出，培養人脈在真實世界中是如何運作的。該學院堪稱全球未來經理人的搖籃，然而我們在那裡看到的不是競爭，而是哈佛商學院大力宣揚該學院是個龐大的人脈金礦，能利用其網絡協助所有畢業生獲得職位。在他們的網路首頁上宣傳的內容之一便是：「哈佛商學院的畢業生屬於全球167個國家78,000多名校友之一。無論在何處工作，我們的校友都終其一生彼此聯繫……無論您想了解如何管理、想創立公司或擔任公益組織的領導人──身為哈佛商學院的校友您隨時都能向經驗豐富的頂尖經理人請益，從而使您的計畫獲得他們的支持。」至於這些人脈有多珍貴，該網頁更直接引用數據加以說明：「65％到85％的職位是仰賴關係而來的，因此求職時，建立人際網絡應該佔您投資時間的80％左右。」
哈佛本身似乎沒有意識到，這種積極的人脈經營究竟顯示出何種矛盾。哈佛商學院只培養最優秀的人才，但這些畢業生如果真是最優秀的，就不需要如此費心培養人脈了。看來這些號稱是績效人的績效，似乎還不足以在所謂頂尖的人力自由市場上謀取一份主管職。而這種未經深思的矛盾也導致出荒謬的作為，在該學院的主頁上附有兩件書信範例，其中詳盡規定其校友如何撰寫有利其本人職涯的電子郵件。這些範例了無新意至極，而且依樣畫葫蘆即可，無意中暴露了，哈佛認為它未來的領導人無能到連親筆寫封像樣的信都辦不到。
不過，建立人脈這一招倒挺管用的：曾經就讀哈佛商學院的人，保證能謀得一份職位，而且第一年平均年薪便高達14萬美元──這一點自然也是哈佛的宣傳重點。不僅如此，許多人甚至能擔任高階職位：全球前500大企業的管理階層，有20％是哈佛畢業生。
其他名校一如哈佛商學院，同樣致力於促進職涯發展的終身人脈，因此名校校友彼此守護，避免在爭取頂尖職位時面臨真正的競爭，因為在面對優秀的對手時，他們可能會落敗。這種安全取向雖然是人性特質，卻沒有反映在哈佛的教學內容上。一方面哈佛校友極力避免競爭；另一方面，「市場經濟」裡的「競爭」這個議題依然是哈佛商學院的研究重點。
這種最頂端的密切人際網絡，不只阻礙企業在選拔頂尖經理人時找出真正最傑出的人才，也破壞了企業彼此間的競爭。因為企業管理者的人際網絡彼此如果相互依賴，或者這些管理者彼此甚至交情良好，那麼企業間又該如何相互競爭呢？從小或者最晚在大學時代就彼此認識的人，自然會為對方著想。傅利曼曾經以一句話扼要地道出這種心理事實：「不涉及個人的關係，是自由市場的基本核心。」可惜這位諾貝爾獎得主卻忽略了，在真實生活中情況恰好相反：由於沒有不涉及個人的關係，因此自由市場也不存在。
儘管「市場經濟」是虛構出來的，所謂的「市場」卻持續增長。無論什麼都被說成是市場。在一般的流行說法中有所謂的勞動市場、金融市場、醫療保健市場、運輸市場、能源市場、教育市場、房屋市場等等，甚至連婚姻市場都有。這些說法背後其實蘊藏著一個根本誤解，認為一切事物都能為私人擁有，而且都有價格。
這種將「市場」弄得無所不在的現象，將「市場」這個概念化約為有買家與賣家。但我們如果仔細傾聽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先驅者的說法，那麼自由市場經濟並非如此陳腐乏味。這些先驅人物之所以不斷強調「自由」一詞自有其原因，因為供應者與需求者都應該能選擇是否購買或銷售某一商品，而光是這種雙向的自由就能創造出公平的價格。因此唯有在沒有任何逼迫的情況下，市場經濟方可確實運作；一旦出現逼迫，就會導致單方的價格獨斷。
而其直接後果則是，「勞動市場」不可能是能自行形成公平薪資的真正市場，因為在沒有保護之下，受雇者為了生存，不得不將自己的勞動力以最低價求售。正如亞當．斯密有遠見的觀察，在雇主與受雇者之間存在一種權力落差。早在1776年，斯密便直言：「在衝突中，企業主能（比工人）堅持更久。一般而言，即使沒有工人，地主、農場經營者、工廠主或商人也能靠他們累積起來的儲備活上個一、兩年；但許多工人如果沒了工作，卻連養活自己一星期都沒辦法，其中少數人也許撐得過一個月，但幾乎沒有人能撐過一年的。長期來看，勞工之於企業主或許就和企業主之於勞工同樣重要，但這種依賴關係並不是那麼直接的。」
新自由主義者總愛奉亞當．斯密為新自由主義的鼻祖，但上面那段話顯示，斯密不同於傅利曼等人，他從未漠視社會現實。在他看來，「市場」並非自由浮動的飛碟，而總是著根於政治與經濟的權力狀態中。
＊作者烏麗克．赫爾曼（Ulrike Herrmann）為德國《日報》（taz）的財經記者，曾接受過銀行職員的職業教育，並於大學攻讀歷史與哲學。著有《哇，我們可以納稅，中產階級的自我欺騙》（Hurra, wir dürfen zahlen. Der Selbstbetrug der Mittelschicht）。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資本的世界史》（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