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像我這樣年齡的人，大多經歷過英雄崇拜的時代，最崇拜的是：梁啟超、胡適、余英時。」─黃克武。
讀過余英時很多文章的人都知道，余英時很多文章和著作，往往都是「被動」寫成，或者是源於一種「偶然」，其研究陳寅恪如此，研究《紅樓夢》更是如此，而為人所忽略的是，余英時轉向研究《紅樓夢》，至少有幾重含義，其一，余英時1974年開始正式發表有關《紅樓夢》的文字（思考《紅樓夢》的年代則更早），恰好是中國大陸政治運動一波接一波，達到頂點繼而退潮之時；其二，余英時從此時開始重新用中文撰寫大量文章，並將重心關注到「中國」這一大命題上；其三，〈紅樓夢的2個世界〉發表後被余英時收入其代表文集《歷史與思想》一書中，成為了余英時壯年之際的一次學術總結。
《歷史與思想》出版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影響極大，原為1973年年香港中文大學10周年校慶講座演講辭，後被多次轉載，並且翻譯成英文，廣為流傳，此文收入余英時各種代表性的選集，後來余英時將其所有關於《紅樓夢》的文章集為1冊，書名就定為《紅樓夢的2個世界》。在《紅樓夢的2個世界》發表之後，余英時在1974年又接連發表了〈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的商榷〉、〈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等文章，興致勃勃的討論《紅樓夢》等相關問題。當然與此相類似的，是余英時對於戴震和章學誠的研究，和其《紅樓夢》研究差不多在同一時期，余英時在此之前系統完成的專著除了研究漢代的博士論文之外，只有1本《方以智晚節考》，而《戴震與章學誠》中一系列文章的發表，更奠定了余英時在史學界的權威地位。90年代在普林斯頓讀書的陳懷宇，曾經親自聽余英時談過其代表作，余英時在列舉了《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之後，隨後即舉出了這本《論戴震與章學誠》，陳懷宇對此念念不忘，曾經希望把自己有關陳寅恪的著作命名為《論陳寅恪與赫爾德》，以此向余英時致敬。
而最能體現這一時期余英時學術軌跡和學術總結的，是《歷史與思想》這本選集，從這本選集的目錄可以看出，這是余英時第1次總結自己近20年的學術思想發展的脈絡，最早的一篇發表於1956年，最遲的一篇寫於1976年，橫跨了20個年頭，但余英時自己承認，其實實際的撰寫則集中在5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這2個時間段，中間足足有10年的歲月因為各種原因幾乎沒有寫中文論著的機會，直到余英時回到新亞工作，因此大多數都是在新亞工作時期所寫。
為了照顧到一般讀者的興趣，余英時選在《歷史與思想》書中的文字大體上屬於通論的性質，專門性、考證性的東西都沒有收，所以這部選集的對象並不是專治歷史與思想的學者，而是關心歷史和思想問題的一般知識分子。也正是因為如此，《歷史與思想》銷路極廣，引起了國民黨方面的恐慌，曾經試圖將其查禁，但是最後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