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像我這樣年齡的人，大多經歷過英雄崇拜的時代，最崇拜的是：梁啟超、胡適、余英時。」─黃克武。
讀過余英時很多文章的人都知道，余英時很多文章和著作，往往都是「被動」寫成，或者是源於一種「偶然」，其研究陳寅恪如此，研究《紅樓夢》更是如此，而為人所忽略的是，余英時轉向研究《紅樓夢》，至少有幾重含義，其一，余英時1974年開始正式發表有關《紅樓夢》的文字（思考《紅樓夢》的年代則更早），恰好是中國大陸政治運動一波接一波，達到頂點繼而退潮之時；其二，余英時從此時開始重新用中文撰寫大量文章，並將重心關注到「中國」這一大命題上；其三，〈紅樓夢的2個世界〉發表後被余英時收入其代表文集《歷史與思想》一書中，成為了余英時壯年之際的一次學術總結。
《歷史與思想》出版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影響極大，原為1973年年香港中文大學10周年校慶講座演講辭，後被多次轉載，並且翻譯成英文，廣為流傳，此文收入余英時各種代表性的選集，後來余英時將其所有關於《紅樓夢》的文章集為1冊，書名就定為《紅樓夢的2個世界》。在《紅樓夢的2個世界》發表之後，余英時在1974年又接連發表了〈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的商榷〉、〈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等文章，興致勃勃的討論《紅樓夢》等相關問題。當然與此相類似的，是余英時對於戴震和章學誠的研究，和其《紅樓夢》研究差不多在同一時期，余英時在此之前系統完成的專著除了研究漢代的博士論文之外，只有1本《方以智晚節考》，而《戴震與章學誠》中一系列文章的發表，更奠定了余英時在史學界的權威地位。90年代在普林斯頓讀書的陳懷宇，曾經親自聽余英時談過其代表作，余英時在列舉了《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之後，隨後即舉出了這本《論戴震與章學誠》，陳懷宇對此念念不忘，曾經希望把自己有關陳寅恪的著作命名為《論陳寅恪與赫爾德》，以此向余英時致敬。
而最能體現這一時期余英時學術軌跡和學術總結的，是《歷史與思想》這本選集，從這本選集的目錄可以看出，這是余英時第1次總結自己近20年的學術思想發展的脈絡，最早的一篇發表於1956年，最遲的一篇寫於1976年，橫跨了20個年頭，但余英時自己承認，其實實際的撰寫則集中在5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這2個時間段，中間足足有10年的歲月因為各種原因幾乎沒有寫中文論著的機會，直到余英時回到新亞工作，因此大多數都是在新亞工作時期所寫。
為了照顧到一般讀者的興趣，余英時選在《歷史與思想》書中的文字大體上屬於通論的性質，專門性、考證性的東西都沒有收，所以這部選集的對象並不是專治歷史與思想的學者，而是關心歷史和思想問題的一般知識分子。也正是因為如此，《歷史與思想》銷路極廣，引起了國民黨方面的恐慌，曾經試圖將其查禁，但是最後不了了之。
余英時後來在《歷史與思想》新版序言中回憶，自己當時之所以轉而大量用中文寫作，是因為他在1971年夏天初訪日本和台北，並重回新亞書院會晤師友，他發現自己的英文專著和學報論文，在整個東方學界的同行中，根本無人問津，尤其是在日本京都大學的人文研究所訪談之後，這一印象更是牢牢地銘刻於心。當時余英時已萌生了用中文著述的念頭，希望我的研究成果可以傳布到西方漢學的小圈子以外，恰巧1973至75兩年，余英時回到香港工作，重新運用中文變成了理所當然之事。從那時起，便決定先用中文寫出比較詳盡的研究報告，然後再以英文另撰簡要的論文。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余英時才在日後的大陸獲得了空前的影響力。
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74年，余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任上當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時年44歲，比同時代的許倬雲早6年，比張灝早18年，比林毓生早20年，是當之無愧的「少年院士」。也就是從此時開始，余英時終於摘去了國民黨將其視為「第3勢力」的有色眼鏡，開始逐步和台灣密切聯繫。
其實不僅僅是余英時，余英時的老師錢穆當選院士也非常坎坷，這與當時學術界的門戶之見有著密切的關係，即便是胸懷寬廣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生前也沒有全力幫助錢穆當選，直到胡適去世6年後錢穆才以高票當選院士，錢穆的學生嚴耕望後來回憶：「（1957年）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驊先生辭職，胡先生回台繼任。我想中央研究院院士不能盡羅全國顯著學人，任令錢先生獨樹一幟於院士團體之外，已不應該。別人擔任院長。事猶可諒，胡先生無疑為全國學術界領袖，若仍不能注意到此一問題，更屬遺憾。所以我勇敢地給胡先生寫了一封長信。陳述此項意見，希望他積極考慮，並很直率地說，我此番心意不是為錢先生爭取此項無用的榮銜，因為先生學術地位、中外聲譽早已大著，獨樹一幟，愈孤立，愈顯光榮。但就研究院而言，尤其就胡先生而言，不能不有此一舉，以顯示胡先生領袖群倫的形象。」
當時據說胡適對於嚴耕望的建議深表同意，與在台幾位年長院士籌議提名，但少數有力人士門戶之見仍深，所以錢穆依舊沒有當選，1959年嚴耕望從美國回台灣，胡適曾有一次想和嚴耕望討論此事，但又默然中止，後來姚從吾才將其中的原委簡略的告訴嚴耕望。說到底還是因為中研院中某些人的門戶之見。
1966年夏，中央研究院將舉辦第7次院士會議，這時幾位年長院士擬提名錢穆為候選人，當時嚴耕望已在香港，收到史語所同人的來信，請他就近徵詢錢穆的同意，但是錢穆憤然拒絕提名，同時相當憤慨的表示：「民國37年第1次選舉院士，當選者多到80餘人，我難道不該預其數！」嚴耕望笑著向錢穆解釋說：「先生講學意趣與他們不同，門戶之見，自古而然。現在他們幡然悔悟，為了表示中國學術界的團結，似也不必計較。」但是錢穆先生終究沒有同意，嚴耕望只好通知史語所撤銷提名，過了2年中央研究院舉辦第8次院士會議，錢穆再次獲得提名，錢穆這才勉強答應，嚴耕望認為錢穆當選院士，不僅僅「象徵中國學術界之團結」，而且「也一洗中研院排斥異己之形象」。
當然錢穆對中央研究院直到60年代才正式推舉他當選院士，是極為不滿的，1959年他在寫給余英時的信中說：「此次中央研究院推選院士，台北方面事先亦有人輾轉函告，窺其意似亦恐穆有堅拒不接受之意，惟最後結果據聞乃提出鄙名而未獲多數通過。穆對此事固惟有一笑置之。穆一向論學甚不喜門戶之見，惟為青年指點路徑，為社會闡發正論，見仁見智，自當直抒己見。凡屬相邀作公開講演，此事亦當有一些影響，穆豈能閉拒不應，又豈能自掩其誠，為不痛不癢不盡不實之遊辭，而俗人不察，卻以私關係猜度，穆亦唯有一笑置之而已……數月前嚴君耕望來信，亦甚道胡君對穆著書極表同意云云，其意似亦謂穆於胡君或有所誤會，實則穆之為學向來不為目前私人利害計，更豈有私人恩怨夾雜其間。」雖然錢穆在信中屢次表示「惟有一笑置之」，但是終究對此耿耿於懷。
當然往事已經過去，錢穆和余英時自此與台灣冰釋前嫌，也正是從余英時當選院士這段時間開始，余英時頻繁的在香港的《明報月刊》和台灣《聯合報》副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長篇文章，涉及政治和學術，影響越來越大，最典型的例子則是同時期出版的《歷史與思想》，截止到2006年出版30年之際已經加印了25次，堪稱台灣歷史上第1學術暢銷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在一次訪談中聲稱：「在台灣，像我這樣年齡的人，大多經歷過英雄崇拜的時代，最崇拜的是：梁啟超、胡適、余英時。」
余英時在《明報月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經常發表的都是皇皇大文，經常分好幾次刊登，比如1975年在《聯合報》上發表的〈中國現代的民族主義和知識分子〉，1976年發表在《明報月刊》上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隨後此文又在《聯合報》連載8天，再如1976年發表的〈「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在《聯合報》上連載5天，再如1979年發表在《中國時報》上的〈從「反智論」談起〉，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與錢新祖的論爭
這一時期能夠鮮明體現余英時「轉向東方」的學術轉軌，是其與錢新祖之間的論戰，1986年錢新祖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焦竑與晚明新儒思想的重構》（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兩年後余英時撰寫了長文嚴厲的批評了這本書，錢新祖也撰文回應，但是回應沒有針對余英時的批評，因此顯得很沒有說服力。
後來的研究者指出，余英時和錢新祖之間的爭論，是80年代明史研究領域裡最大的爭議，當時余英時認為錢新祖的許多觀點是空洞的，運用了不相關的「現象學、結構主義對話」的方法，余英時認為思想史研究應當建立在對一個個人物特有思想復原的基礎之上，而錢新祖的思想史研究卻形成於一個自我封閉、只有一個個抽象概念的世界裡，余英時同時認為，正是由於錢新祖對明朝思想史之瞭解過於淺薄，其所謂明末清初陸王學派壓倒程朱學派之結論也是錯誤的。錢新祖隨即作了回應，他在文章題目中使用了兩個新的自造詞彙，這種「後現代主義」態度正是余英時所批的，在文章中錢祖新反對余英時對於原始史料的強調以及應重視思想史之獨創性的觀點。
當然這場爭論之所以如此受重視，和當時余英時對於錢新祖的嚴厲批評有關，余英時認為錢新祖寫作此書不過是提供了「一個自己玩遊戲的便利」，認為「書中大多數討論常常拐彎抹角，在形而上學的領域天馬行空，以至於往往弄不清楚如何把它們同晚明中國思想世界的實際聯繫起來」，余英時繼而寫道：「為了確定它們的精確含義，我被迫逐條考察這些好高騖遠的議論的文獻依據。在枝枝蔓蔓的尋尋覓覓中，我不知不覺地深陷於一個研究項目之中。結果，我幾乎重新研讀了焦竑所有的基本作品，以及與他相關的晚明時期文獻。」所以余英時的批評文章差不多已是「焦竑思想世界的重訪，而不只是針對該書的一篇評論」。
葛兆光後來在一次講課中，曾經以2人的爭論為例，討論思想史研究中的若干方法，葛兆光指出，余英時對錢新祖的批評中，最讓錢氏無法正面回應的就是第2節裡批評他在描述焦竑「這個人」的時候，主要依靠了《明史》和《明儒學案》，而這2本書已經被證明通常是不全面或不精確的，余英時同時指出錢新祖並沒有去尋找「當時的一些原始資料」，「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在方法論上重視二手資料而忽視當時人的記述，是說不過去的」。
當然也有許多後輩看待當年余英時和錢新祖的這場論戰，硝煙味的感覺要少了很多，比如錢新祖曾經的學生傅月庵便在悼念錢新祖的文章中說：「錢先生的學問到底如何？我跟他從學時間很短，也沒花過力氣去探查，講實在話，一無所悉，更難窺堂奧之妙。然而從惹得余英時先生願意以他為『對手』，費氣力寫文章加以辯論一事推測，想來也非等閒之輩，應該是有相當的功力與修為才對。」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科學院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寅恪研究》主編，著有《王國維與民國政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余英時傳》（印刻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