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此邏輯解讀，即不難理解今年4月阿里巴巴因違反中國《反壟斷法》被開罰，除了美中科技戰的因素外，亦是中共向國內大企業宣示，將重新分配大型科技平台在過去10多年中積累的財富和權力，試圖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以期杜絕過去科技業大肆併購，最終釀出資本過度集中及壓抑新創能量的副作用；7月對教育培訓行業實施整頓的《雙減新規》，同樣也是衝著貧富差距將造成階級複製而來，既要減輕父母在教育上的負擔與抑制行業內捲行為，更希望能藉此緩解少子化問題與未來勞動力下滑的速度。
顧成長＋防風險的雙支柱調控
如果以全然西方的論點釋之，中國監管作法顯然有違自由經濟的邏輯，將衝擊海外投資人的信心，進而導致資本與人才外流，以及外人投資卻步的下場，不利於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但若從中共的社會主義角度來看，這些新規措施又看似合宜合理。事實上，過去數十年間，西方主流論述亦多次以中國例外論（Chinese Exceptionalism）來分析中國特有的制度改革與政經發展成效，故如單單從西方傳統經濟理論解讀中國的政策更迭，恐不甚周延。誠如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 Rudd）所言，中國的未來不屬於西方政治的任何形式，而是專屬於中國的一種共產主義與儒家主義的結合。
所以，即便這些強而有力的監管措施，或多或少有其「政治目的」上的考量，但從北京政府的思維切入，則不全然會對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倘若回顧習近平上任至今的重要改革政策，可發現中國政府所謂的結構轉型政策都循著一定的脈絡，即是以積極的、具戰略性的人治手段，在「成長」與「風險」兩者間進行著一場場比西方政府更有效率的權衡與調控。就此以觀，近期中國加強行業監管就不算是橫空出世之舉了。
具體地說，自2012年習近平上任迄今，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便不再是一味地追求高成長，而是採取兼顧「經濟成長目標」及「防範系統性風險」的雙支柱調控架構思維。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達到一個階段後，如何避免經濟發生系統性危機，反而成為中國經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綜觀全球經濟發展，諸如拉美、東協國家之所以跨不過中等收入陷阱，皆因其在經濟轉型過程中遭遇了系統性危機重創後，便一蹶不振。更重要的是，在不同時空背景下，首要防控的系統性風險自然有所不同，使「防範系統性風險」在不同時期自然有不同的意涵，同時也不會是單一因素的。與多數新興國家相比，中國在因應風險上的作法既有彈性，又有執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