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在財經委員會中提及「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基礎制度安排中，第三次分配旨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過自願捐贈而進行分配。會議後，中國各大公司（尤其是科技巨頭）紛紛藉由捐款向北京輸誠，這可說是過去數十年，受中國國家制度優勢襄助而崛起的科技巨頭對弱勢的捐款。如同當年美國菸草巨頭捐款給醫藥界一般，無非是要制度上的既得利益者對受害者給予補償。但此舉僅算治標而非治本，無法帶來結構上的改變。
綜上所述，中國政府頻繁進行的行業監管，乃是一場中共由上而下，對於中國企業與政府、人民間關係的重塑運動。在美中關係持續惡化、習近平尋求連任孔急下，預料未來中國將以其更加強勢與集權的政府制度，因應巨大的產業升級要求及拆解惡化的社會問題地雷，連帶使各領域的監管政策恐將越見頻繁而強勁。至於，最終是否會成功地將中國打造成均富的烏托邦，抑或是如「一帶一路」般淪為口號，仍難以預料。更需要關注的是，倘若「始料未及的法則」（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發生作用，北京政府是否有適時修正政策方向的能力。
美股阿里巴巴與中國阿里巴巴的差異
在美股市場上買進阿里巴巴股票的投資人，實際上買的是在開曼群島設立的一家阿里巴巴公司的股份，而這個「開曼阿里巴巴」透過和「中國阿里巴巴」協議，可享有中國阿里巴巴的收益，其中的連結就是VIE架構。但如果中國政府當真限制VIE架構運作，使這個連結被阻斷，則投資人購買在美國上市的「開曼阿里巴巴」股票，等於只是買了一家空殼公司股票，也難怪投資市場會提心吊膽。
＊作者為元大寶華綜合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本文部分內容取自作者近日發表於《工商時報》的〈投資在美上市中概股的政治風險〉、〈逆市場邏輯的中國監管政策思維〉及《經濟日報》的〈大陸加強產業監管的深意〉3文。本文原刊台灣銀行家，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