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習近平上任之初，中國飽受金融海嘯時期推出的「4萬億計畫」刺激政策所遺留的產能過剩之苦，加以在刺激政策爆量期間，收賄舞弊事件頻傳。因此，「打貪腐」及「供給側改革」乃成為當時避免經濟發生系統性危機的重要手段。
2016年習近平進入第2任期，產能過剩問題稍解，但影子銀行體系累積的金融風險，以及過高的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成為當時中國在維持經濟成長的同時，也要防範的系統風險，北京政府遂推出一系列以「金融去槓桿」為主的整改措施。
及至2018年3月，美中貿易戰正式開打，中國最主要的系統性風險便來自於高科技領域技術的「卡脖子」問題。於是，中國全面檢討過去科技業偏向軟體方向發展，導致硬體關鍵技術受制於人的弱點後，一方面透過人民幣貶值沖銷美國提高關稅的影響，一方面全力推進「中國製造2025」，著重高科技製造業及關鍵技術領域的去美國化，接著又將「數據」列為生產要素加以監管。對這個階段的中共而言，螞蟻金服與滴滴出行等擁有中國大數據的公司，自然是必須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未來中國對於高科技服務及大數據的產業監管只會益發嚴格。
去年底以來，隨著中國疫情相對控制得宜，且受惠於全球防疫產品及其原物料需求暴增，拉動中國出口，促使出口金額屢創新高、經濟恢復成長。在此刻經濟成長已無懸念下，習近平再度進行新一輪的結構改革。尤其是當前的中國經濟進入存量時代，加以人口紅利期高峰已過，持續惡化的社會問題難以再依靠高成長的中國夢加以掩蓋，擴大的貧富差距、持續高漲的房價，以及少子化等社會問題成為影響中共統治基礎的系統性風險，亦是未來中國經濟成長能否持續的關鍵之一。此時，將反壟斷與整頓教育培訓業等推上風頭浪尖，除了是習近平在追求連任時給人民的一個交代外，也肩負著抑制現今中國社會問題所引發的系統性風險，以及維持政治穩定性的重要任務。
「共同富裕」的新試驗 結果難料
或許對習近平為首的北京當局來說，其對中國未來經濟與社會發展有著更宏遠的藍圖，因而在權力野心外，要不計代價地破壞中共自鄧小平以來所建立隔代指派接班人的穩定權力交接制度之原因。而今年8月17日，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10次會議，主要議題是「促進共同富裕」，亦被視為改變1985年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發展路線。確實，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已達成，新一階段則是要設法在共產體系下建立一個均富社會。這不僅是經濟之爭，更是體制之爭，以證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較諸西方的資本主義更適合在中國施行。
